《时间磁卡》（企业管理出版社2003年3月出版）一书中有一个关于生命的经典寓言。寓言说，全世界只有四个人———

    四个20岁的青年去银行贷款，银行答应借给他们每人一笔巨款，条件是他们必须在50年内还清本息。

    第一个青年想先玩25年，用生命的最后25年努力工作偿还，结果他活到70岁都一事无成，死去时仍然负债累累。他的名字叫“懒惰”。

    第二个青年用25年拼命工作，50岁时还清了所有欠款，但那一天他却累倒了，不久死了。他的遗像旁放着一块小牌，上面写着他的名字：“狂热”。

    第三个青年在70岁时还清了债务，然后没过几天他去世了，他的死亡通知书上写着他的名字：“执著”。

    第四个青年工作了40年，60岁时他还完了所有的债务。生命的最后十年，他成了一个旅行家。地球上的多数国家他都去过了。70岁时死去的时候，他面带微笑。人们至今记得他的名字叫“从容”。

    当年贷款给他们的那家银行叫“生命银行”。

    作者讲完这则寓言后问：“你是这个寓言里的哪位？”

    问得好啊！其实，每个人都是“生命银行”的“客户”。因此，每个人都可以对号入座，看看自己是哪种人？

    寓言里的四种人，是客观存在。世界上人多了，哪种人都有。“懒惰”、“狂热”、“执著”、“从容”，少了一种就“生态”不平衡。不能把这四种仅仅看成是性格的区分，因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语）。就是说人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懒惰”之所以“懒惰”，“狂热”之所以“狂热”，“执著”之所以“执著”，“从容”之所以“从容”，除了性格的原因，更主要的是人生境界和价值取向铸就的。比如，“懒惰”想先玩25年，再还债，结果到死也一事无成，负债累累。这种“明日复明日”的懒汉，现实生活中并不鲜见。前不久报端披露，一年轻男子，好吃懒做，游手好闲，做钳工嫌累；当清洁工，嫌脏；干门卫，嫌麻烦，就靠低保过活。14岁的儿子要自强，跪下求父亲自食其力，退掉低保，演绎了一个“子教三娘”的故事。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像这样的人，已成为“城市懒汉族”，有调查显示，有的城市“懒汉族”占低保人群的5％，还有一批家庭娇惯出来的“寄生族”，几位名牌大学生，都20多岁的人了，还要父母到学校陪读：料理生活、督促功课，办理杂事，甚至叫醒起床。这样的“寄生族”，前途恐怕不会比寓言里的“懒惰”好多少。再比如“执著”，这种人在知识分子中多见，他们拼命地工作，忘我地劳动，透支生命，英年早逝。若要问我属于哪种人？我讨厌“懒惰”，可怜“狂热”，钦佩“执著”，追求“从容”。不自谦地说，我大概属于“执著”一族，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超负荷工作，玩命地跋涉文学路，“事到认真成苦海”，透支生命不足惜，落下了一身疾病。这样执著到底为什么？“说也说不清楚”。或许是因为一代人习惯了一个时代，一个时代也需要习惯它的一代人。但我无悔无憾。再比如“从容”，这种人达到了比较高的人生境界，他们认真而不死板，传统而不僵化，现代而不极端，专注而不狂热，奋斗而不拼命，潇洒而不放荡，时尚而不媚俗，幽默而不圆滑，爱富而不嫌贫，考究而不奢侈，自谦而不虚伪，刚直不阿而不锋芒毕露。我有一位在新闻界、杂文界很有点名气的朋友就是这样的人。这种人生境界不容易修炼，老夫只有仰慕之至了。

    寓言里的四种人，是可变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比如“懒惰”。“大锅饭”、“铁饭碗”使勤变为懒，竞争机制，优胜劣汰使懒变为勤。这个变的条件就是制度。英国诗人雪莱说过：“人的昨天总是和他的明天两样，除了变，一切都不能长久。”今天的社会，为一切人变好提供了良好条件，但由于经济地位、生活方式、价值取向不同，人的多样性始终会存在，寓言中的那四种人仍然是多彩社会的人群构成，不可能清一色的“懒惰”，也不可能百分之百的“从容”，这就是生活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