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西安前，叶剑英去见张学良，说：我们很困难，穷得要命呢！张学良当即批示，赠送叶剑英10万银元！叶剑英带着10万银元，坐着大卡车，在12月12日这天，翻山越岭直奔瓦窑堡。

    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央会议上汇报了西安的最新情况。在讨论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时，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致主张和平解决，独有张国焘一人主张“打倒南京政府”。按照中央决定的和平解决方针，叶剑英立即赶回西安。

    这段有关西安事变的记述绘声绘色，但真相并非如此。先看叶剑英此时的行踪。1936年4月，张学良与周恩来举行延安会谈后，中共中央派刘鼎驻西安担任联络工作。5月下旬，双方商定西北大联合计划。6月下旬，张学良申请加入中共。7月2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拟准张氏入党。8月9日，中共中央致函张学良称其为“同志”。8月15日，共产国际来电指出，“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成是可靠的盟友”，中共中央准备接受张入党“是错误的”。但中共中央对张重视与信任态度不变。应张学良要求，中共中央决定派叶剑英为中共中央正式代表常驻西安，以便协调步骤，共同筹建西北国防政府，逼蒋抗日。8月下旬，潘汉年携中共中央致张学良信到西安见张。张对中共借款一事，当即慨允先借5万元暂存刘鼎处，余款通过上海银行拨付。此当为中共向张借款之始。10月4日，叶剑英到达西安。4日、6日，张两次与叶、潘会晤，详谈当前军事、政治问题。当叶告张，红军经济困窘，冬衣无着，莫斯科虽可援助，但不能应急（莫斯科拟从美国分两次汇款115万美元，经上海宋庆龄转交，但需要等到年底和明年2月始到）。因此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张借款30万元。张当即应允，但在西安只能办到5万元，余款可考虑到上海办理。棉衣可供一万套，经西安送兰州，请红军半路去取。至11月中旬，中共先后向张学良借款共达70万元（由此可知，中共向张学良借款早在11月以前已经办理，而非《听》文所写在12日）。在军事部署和战略行动上，双方互助，日趋默契。10月22日至29日，蒋介石到西安，虽经张学良反复力劝其和共抗日，蒋仍断然表示要彻底解决中共红军。

    12月12日凌晨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捉。从12日凌晨5点到中午13点，延安中共中央连得张学良、刘鼎、王以哲三次电报告知事变成功，蒋已被捉。但是中共中央仍不敢确信。当晚21点，毛泽东、周恩来以“万万火急”发出“文亥电”，请张学良证实“是否已将蒋扣留?”并千叮万嘱，请张把蒋扣押在自己卫队营里，“紧急时诛之为上”。此时，叶剑英既不在保安，也未在西安，更不在《听》文所云“直奔瓦窑堡”路上，而是在去西安途中。由此确证，叶剑英没有参加中央的会议。

    至于《听》文断言“独有张国焘一人，主张‘打倒南京政府’”，亦非全部事实。因此有必要说清会议讨论情况，以正视听。

    13日会议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主持。中央军委主席、负责对国民党交涉事务的毛泽东首先向会议作报告。他肯定西安事变具有革命意义，应当旗帜鲜明地拥护和支持。他说：这次事变把我们从牢狱情况下解放出来。因此，西安事变是革命的，是历史事业，是应该拥护的。会议过程中，所有与会者都对此无异议。但在如何处置蒋介石，特别是如何对待南京政府，意见则大相径庭。毛泽东首先提出：“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甚至说“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毛的报告引自张培森等《张闻天与西安事变》，《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对此，多数与会者没有异议。

    如何对待南京政府，即要不要在西安建立与南京对立的政府?与会者意见明显不同。毛泽东主张在西安建立一个名义上不是中央政府而实质上是政府的机构，可称之为“抗日援绥委员会”。周恩来提出在政治上不与南京对立，在西安建立一个有各方面代表参加的群众团体，名称可叫“抗日救国会”，实际上应发挥领导作用。周恩来认为，西安倘以“陪都”形式出现更为有利。张国焘“左”得更为露骨，他认为西安事变的意义“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

    张闻天的发言，既不同意“审蒋”、“除蒋”，也不赞成把南京政府与蒋介石分开。他的结论是：“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在张闻天发言之前，博古发言曾赞同“审蒋”。他听完张发言后作补充发言，修正自己意见，强调应把西安事变看成是抗日的旗帜，而不是抗日反蒋的旗帜，在政权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的形式。后来，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正是按照张闻天的思路逐渐形成的。作者:纪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