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矿工华官其的妻子和女儿盼望他能早日回来　记者　申重重　摄

    9月20日，3名国家公务员因两次调查黄陵矿难没发现问题而被责令停职检查，5名涉嫌重大事故责任罪的嫌疑人被刑事拘留。按说这起造成12名矿工死亡、陕西省建国以来蓄意隐瞒最严重的矿难事件，应该水落石出了。但一些尚未破解的谜团，仍旧使真相难以大白。
    9月19日，本报曾追问包括煤矿为何顶风作案，200多万元的“封口费”来自哪里，谁在指使瞒报，医院为何否认收留过受伤者等六大悬疑。经过调查组的努力，除“封口费”的来源以及医院为何否认收治受伤矿工等悬疑得到初步破解外，其余疑点至今悬而未决。与此同时，新的四大疑问再次浮出水面。

    一、政府官员为何给记者送礼？

    9月17日，黄陵县政府相关部门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为何往记者车里塞高档烟酒？即便就是要贿赂，那也应由矿主实施，这一举动是为了掩盖什么？

    一位读者质疑：按说记者到矿井调查事故真相，隐瞒真相的矿长可能给记者送礼，以此达到“封口”的目的；政府相关部门官员应该与记者通力合作，将事故真相查个水落石出，可是却恰恰相反，矿长没有给记者送礼，送礼的却是政府官员。

    二、为何4天查不出矿难迹象？

    省、市安监局不过两个小时查出的问题，为何黄陵县煤炭局4天内，两次深入出事煤矿却说没发现任何矿难迹象，定出没有发生矿难的结论？县煤炭局副局长李峰涛是首次调查组的带队领导，也是两次参与调查的调查组成员。

    9月16日上午，李峰涛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语气非常肯定地称，15日晚，他们对沟西煤矿认真进行了调查，没有发现任何问题。16日中午，他还两次给记者打电话称：“绝对没有问题，我不对你负责，还要对自己负责呢！”

    18日晚，事故真相经媒体披露后，面对记者的提问，李峰涛似乎很委屈，称矿方达成攻守同盟，自己也被骗了。直到20日记者询问他有没有下井调查时，他才称自己两次都没有下井，并将两次都没查出真相归咎于“经验不足”。

    三、停产整顿矿井还敢采煤？

    矿难前的8月30日，有关方面还对沟西煤矿进行检查，发现该矿有隐患，并上报省政府和国家煤炭管理局，确定该矿为停产整顿井。省煤监局于7月至9月还对该矿进行了两次检查，发现该矿巷道掘进头存在安全隐患，并下发了整改文书，要求其停产改造。但为何直到出事前煤矿依然进行生产，黄陵县煤炭局怎么会不知道这一情况？

    四、为何敢超负荷开采煤？

    该矿核定年生产能力为6万吨，即平均每天不到200吨煤矿，而据矿工们说，他们每天至少能生产600—700吨，最高可达900吨，如果矿工们提供的数字准确，煤矿为何敢超负荷开采？难道他们不怕行业主管部门黄陵县煤炭局的监察吗？本报记者卢兴江陈有谋

    权力监管莫成“豆腐”监管

    ■胡志勇

    大楼建成数天就轰然倒塌，大坝竣工几月就被冲刷得千疮百孔，这样的工程祸国殃民，公众斥之为豆腐渣工程。在人命关天的安全生产方面，一旦受人民委托的权力监管没有发挥应有作用，不但没有强力消除监管范围内的种种安全隐患，而且没有能力调查清楚一场事故的真伪有无，这样的监管就像豆腐渣工程一样，软弱与缺位并存，无力与失职同在，为祸尤烈。

    黄陵有关监管部门之所作所为，就似乎在扮演着一个“豆腐”监管者的角色，这样的比喻并非空穴来风。就在矿难发生前，有关方面在三次检查中就发现沟西煤矿存在安全隐患，并要求其整改和停产，可是在当地监管部门的眼皮子底下，沟西煤矿依然我行我素，照挖不误，当地权力监管的强力哪里去了？就在矿难发生后，举报信息把黄陵有关调查组招到沟西煤矿，可仅凭矿方一面之词，仅靠所谓“正面调查”，专业的调查组便得出了业余的“没有发生矿难”之结论，权力监管的专业化、责任感哪里去了？

    其实，从此前全国陆陆续续发生的重大矿难来看，许多重大矿难的背后首先是权力监管的软弱和缺失。有令难行，有禁难止，有患难除，权力监管如果变成“豆腐”监管，则势必引起利欲熏心者趋之若鹜去淘“黑金”，安全隐患重重叠叠积重难返，安全意识马马虎虎拿生命当儿戏，这种乱象下生命自然时刻徘徊在生死边缘，这种乱象下责任、良知、道德自然变成奢侈品。

    上述忧虑自然引出一个沉重的话题：如何保证监管者牢牢掌好监管权？如果监管者缺位怎么办？

    有人开出了药方：设置专门的机构来监督监管者。那么问题又出来了，谁能保证监管者的监管者不出问题？难道还要无限地设置监管者？倘如此岂不就掉进历史学家所说的“黄宗羲定律”了吗？该定律虽指历史上农业税费改革中税越改越多的现象，但“积累莫返之害”的道理决不仅限于农业税费领域。

    矿难事故频发，破解之道难以毕其功于一役，但“打造起负责任的强力监管”应是其中无法避开的关键环节。所谓“无以规矩不成方圆”，强力监管就仿佛生产安全中的“规矩”角色———掌握之，执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