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6月8日 星期三 多云

    从今天起，我将踏进一个新的生活领域，去凤翔县挂职，任县委副书记。临行前，一个很要好的朋友揶揄我：叫你当县委副书记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我说不是可笑，是荒唐。因为，文化大革命那时候，我从学校里回到农村当农民，想捞生产队里的一个记工员干干，大队革委会的领导也不让干。几十年过后，我们村里的人做梦也想不到，我会作县委副书记。我心里明白，我不是去当“官”的，我从省城到农村，是为了给生活库存里增加新的材料。从发表的第一篇小说起，二十多年过去了。积累的生活就像担在肩膀上的一副柴担子，我将生活的柴禾一把一把撕下来，填进灶膛里，让它们燃烧掉了，肩膀上空了，心里也空了，想继续燃烧，没有柴禾了。换一种生活方式，对我的做人和作文都是有益的。

    从理论上讲，对一个作家来说，不存在刻意去体验生活的问题。我们每天都在生活中生活。在城市里是生活，在农村也是生活；在办公室里是生活，在田间、车间也是生活。并不是说这里的生活能进入作品，那里的生活就和作品无缘。但是，作家在创作的时候对生活有一个取舍的过程，不是苍蝇、蚊虫、烟头、卫生纸、瓦砾、厕所等事物都能进入作品的，只有能刺激作家想像力的那种生活，只有能调动作家往昔体验的那种生活，只有使作家兴趣盎然并能给予深刻意义的那种生活，作家才敏感。作家根据自己的阅历、性格、生活习惯、思维方式或诸种因素去体验新的生活是完全必要的。我很敬重的前辈陕西作家柳青、王汶石、杜鹏程都去基层挂过职。他们曾经扑进生活的河流中把石头抱回家，细心雕刻，结果雕成了值钱的玉器。高尔基的话是对的，不是说你要写小偷就去做贼。体验生活不只是身体的体验，而是心灵的体验，思想的体验，感情的体验。

    早晨8点，我踏上了去凤翔的旅程。

    按照省委宣传部的安排，这次挂职，由作家自己选择去向。我之所以选择去凤翔的原因是：（一）凤翔是一块古老的土地，文化积淀深厚，值得去挖掘。（二）凤翔是农业大县，一些地方至今保留着农耕文化的某些形态，这形态和现代文明形成了一定的反差，容易产生碰撞，触动作家的思维。（三）我生在岐山，长在岐山。岐山和凤翔连畔种地。我从小在岐山县农村汲取的文化养分和凤翔的文化传统、生活习性相差无几，我对凤翔不会有隔阂感。是我选择了凤翔，也是凤翔选择了我。

    送我上任的是陕西省作家协会的领导徐晔、常智奇、王根成以及省委宣传部干部处的王忠雁先生。

    车过三桥，我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将城市里的喧嚣吐出了车窗外。生活在城里，整天和自己作伴的是表情漠然的钢筋、水泥，是缺少个性的楼房、招牌，是不知跑到什么地方才是目的地的大车、小车，是被人们训练得如同太监一样的土狗、洋狗，是和空气里的尘埃一起游走的挑逗、欲望。过些日子，不到农村去走走，心里就憋闷得慌。进城这么多年来，我依旧生活在城市之外，把自己没有溶入城市。我这个农民胚子和城市格格不入，一看见田野心情不由得激荡。

    一场大雨过后，初夏的田野被浇灌得格外分明，绿处绿得很透彻，亮处亮得很高兴。大部分小麦已经收割，还没有收割的小麦如同被重拳击倒的壮汉，披头散发、满脸垢污。透过车窗可以看见，农民们蹲在地里正在收割倒伏在地的小麦。我是深有体验的，蹲在地里，割一天如漩涡状的麦子，脸上身上如同抹上了一层厚厚的墨，腔子里吸进去的是苦涩、呛人的味道。然而，老百姓并没有因为麦子被雨水下倒在地就放弃了收获，他们耐心地一镰刀一镰刀将麦子收回去，让疲累了的大地喘一口气。其实，人生也是这样，在倒霉的季节里，难免会收获不幸、伤疤和痛苦。但是，不能因此而放弃耕耘。只要辛勤地劳作，总会有收获的，或者说，只要耕耘过、播种过，那怕收获的是失败，也是一种收获。

    车上了虢镇原，到了凤翔地界。原上的麦子还有一部分没有收割。虽然，经过雨淋，麦子的颜色不太体面了，欣喜的是麦子没有倒伏。农民们正在用收割机收割。我们几个从小车下来，呼吸着清新舒畅的空气，看着收割的农民，都希望再有几个晴好的日子，叫农民把麦子放心地收回来。

    11点半，我们一行到了凤翔县招待所。

    县委书记张育仓、县长赵晓明和县委、县政府的其它几位领导去帮助农民收麦子还没有回来。县人大、县政协的几位领导在等候我们的到来。12时许，县委、县政府的领导风尘仆仆地赶到了招待所，他们为我们一行接风。和这些县级领导有见如故的感觉，从今天起，我就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了。不过，我是来向他们学习的。

    晚上，应张科成副书记的邀请，陪同田县长、刘县长与宝鸡市某企业的领导一起吃饭，吃饭的气氛如夏天一样热烈，像农民一样质朴。

    2005年6月9日 星期四 小雨转晴

    清早起来，依旧下着小雨，去县医院体检，听蹲在房檐下的农民叹息：这老天，不知道还要下几天？言语中不无担忧。长年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无需知道农民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获。在酷热蛮横不讲理的夏天，城里人只希望凉爽疯长，长成参天大树，有几个人能想到阴雨天会把麦子下得生了芽？在毒辣辣的太阳底下挥汗如雨的农民从不诅咒老天，他们渴望的是多暴晒几日，把麦子收回来。其实，城里人的生活日趋程式化、简单化、身体化。他们中的不少人整日奔忙只不过为了满足自己的身体，最大可能地让感官受到刺激，安顿好自己那一身肉。他们为权力、为金钱、为虚荣而煎熬，没有得到情人的一夜温情也会痛苦半天。农民的身体欲望很简单，他们精神上的痛点和兴奋点与城里人大不一样，孩子考上了大学，自己无钱供养，他们为此而自责、而内疚；一亩地多打几十斤麦子，一家人要高兴半天。

    上午走访了县检察局。检察局长告诉我：凤翔县是大县，刑事犯罪率相对高一些，偷盗、抢劫、强奸、以至杀人案件时有发生。十四五岁的少年，初中毕业后没有考上高中或职业高中，毫无心理准备就进入了社会，一些娃们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犯罪之路。这个时代，无时不在挑逗人的欲望，电影、电视、戏剧、网络、广告、报刊等媒体，或者赤裸裸地或者羞羞答答地张扬着欲望的大旗，把欲望的银针贼眉鼠眼地刺向人性的弱点，使人性中本该规范、本该压抑的那一部分活跃起来了。人的欲望被挑逗起来后却无处搁置，一些缺乏理智的年轻人就跃跃欲试。当然，青少年犯罪的原因颇复杂。农村里的这些不安定因素值得警惕、深思和研究。

    中午第一次在县委机关灶吃饭。

    饭桌上，县工会张主席谈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凤翔县的一位县委书记。他说，有一天这位县委书记独自出去检查工作，走在县城街道上，这位县委书记碰见了一个农民，他和农民交谈，两个人的对话很有意味：

    县委书记说：你看你脚上的鞋？把我的这双给你吧。

    农民说：我不要。

    县委书记说：为啥不要？

    农民说：你怕是用针吊斧头哩，我不能要。

    县委书记说：你不要鞋，我就给你一些补助吧。

    农民上下打量了几眼这位县委书记：你有补助，先补助你自己去。

    县委书记说：我是凤翔县的县委书记。

    农民摇了摇头：你就不像县委书记的样子。

    县委书记说：你说县委书记是啥样子？

    农民说：反正不是你这样子。

    下午走访林业局和水利局。

    初次接触基层干部，觉得他们大都很农民。机关里的干部，大部分家里有责任田，妻子儿女还没有和土地分离。收割季节，他们和农民一样心焦。他们共同感叹的是：农民的温饱问题确实是解决了，但经济压力确实是太重了。即使种二十亩麦子，也不够一个大学生一年的费用。一个局长告诉我，中央电视台的一个名嘴，来宝鸡市参加活动，只说了三句半话就卷走了10万元。几分钟时间的收入就等于农民种200亩麦子收成的总和，等于一个科级干部10年的全部收入。这10万元果真体现了名人的价值吗？如此不公，农民、工人、基层干部能和这个社会和谐吗？不是他们要和时代保持紧张关系，而是时代让他们紧张。和谐的基础是平等、公正。

    在中国官吏史上，明代官员的俸禄最低。万历年间，一个知县的月薪仅3两银子，要养活一家老小也成问题。所以，海瑞的清正廉洁只是个例。高薪养廉不是高明之举，想办法缩小差距是平抑不公的首要措施。最理想的结果是：让社会收入的总和基本公正地到每个公民手中。也许，我对时代太理想化了吧。我渴望的是：得病的农民能得到治疗，辍学的孩子能坐进教室，一家几代拥挤在几十个平方里的工人、干部能住得宽展一些。

    2005年6月10日 星期五 晴

    今天上午去了长青镇。

    天放晴了。空气十分鲜嫩，像树枝上刚浸出的叶片儿一样。太阳光很洁净，看不见一丝浮动的尘埃，人一呼气就给这漂漂亮亮的太阳光抹上了污点。话说回来，只有农村人才能享受这么可口的空气，这么醉人的阳光。这里的地势比较高，地里的大部分小麦已经收割了，大地仿佛卸下了重负，如同疲累的耕牛摆脱了扼头，长长地趴下来喘气。从头顶的蓝天里可以看见，一片一片的麦茬默然而立，舒坦自如。农民们撅着屁股正在进行最后的收割，镰刀挥出的弧线整齐有力，留在他们身后的麦捆子像汗水一样老实、肥大，没有任何虚夸的意思。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农民们把自己的劳动、青春、乃至健康留在了麦茬地，埋进了泥土里，收获的除了粮食，还有满脸的皱纹、变稀的白发以至弯腰曲背，超负荷的劳动悄无声息地把一个丰满动人的少妇捏弄成了一个皮肤粗糙满脸倦容的老女人了。可是，农民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劳动，他们一代接一代地和土地奋争。直到临下世的那一天，他们也无法分辨，或者不想分辨究竟是土地被他们打败了，还是他们被土地打败了。我的农民父辈们、我的农民兄妹们是最能承受最能担当的。

    车到陈村镇地界，我吩咐司机将车停在公路畔，下了车，我和农民交谈。在公路上碾麦子的这两口正用木杈抖麦杆。男人大约四十六七岁，脸色微黑，神情坦然，目光并不专注于木杈上的麦杆，好象劳动是无所谓的事情。女人是高个子，脸庞白净，眉目不太舒展，生活的艰涩就锁定在她那双大眼睛里。但她显得比男人年轻。女人熟练的劳动显示着她的干练。我恍然看见，二十年前，这个个子高挑皮肤白净、长相不错的女孩儿走进了婚姻的殿堂的时候，她用双臂紧紧地搂抱着爱情和新的生活，心里充满着憧憬和渴望。也许，连她自已也没有想到，温馨的生活像彩虹一样，升上来快，消逝得更快。如今，她心中的爱情已被诸多的烦恼替代了。我和那男人交谈，女人不插一句话，不紧不慢地干着活，似乎男人已在她的视野之外，已在她的生活之外。那男人告诉我，他们一家四口人，种了三亩麦子，每亩能打三石左右，收成确实不错。言谈之中并没有露出丰收的喜悦。但说到他们的儿子，男人停下了活路，眉宇间有了自豪，男人说：他们的儿子今年参加高考，考得不错，估计能考一所理想的大学。这对农民来说，既是高兴的事，又是很忧愁的事。一个大学生一年要花费一万多元，而三亩麦子只能卖二千多元，扣除投进去的钱，收入也就一千多元。靠种麦子能供养一个大学生吗？这个农民告诉我，小麦碾打完毕，他就出外打工。这个农民说得很坦然，仿佛他不是去在毒毒的太阳底下搬砖运砂石，而是去吃酒席。

    当我们的知识分子坐在舒适的办公室苦思冥想人生的意义何在、人为什么要活着的时候，我们的农民们正在太阳底下挥汗如雨地劳动。也许，他们到死也不会追问活着的意义的；也许，在他们的心目中，活着就是为了让儿女们能过上好日子。不是他们不思想，不是他们不感情。他们的思想像粮食一样实在，他们的感情像大地一样朴素。

    十点钟，车到长青镇。

    长青镇在一面临山两面托塬的低洼处，川道并不宽，中卫铁路线从川道里穿越而过。也许，几百年前，这里就是一条河道，北边山里的农民靠一条小船从这条河里漂流而下，去平原上赶集。苛刻地说，长青镇的镇街只完成了一个雏形，镇街只有三四百米长吧，街道上只有几家小商店，几家小饭馆，几家小旅馆，几家小理发店。没有集市，街道上的行人也不多。

    镇政府的领导告诉我，长青镇是凤翔县的工业园区，也是宝鸡市工业开发区的亮点之一。宝鸡第二发电厂就在长青镇。这几年，凤翔县在强力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将宝鸡东盛公司的炼焦厂和冶锌厂引进到了长青镇。据镇政府的领导讲，当时在征地时确实费尽了周折，毫不夸张地说是沸沸扬扬，轰轰烈烈。对于这件事情的始末我将作详尽地了解。从镇政府领导的谈话中我能感觉到，凤翔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们为了推进工业化，以工业反哺农民，确实是辛勤工作，呕心沥血。

    祖祖辈辈靠土地吃饭的农民难免有后顾之忧，一下子让他们和土地切断联系是一件很痛心的事，这并非靠“改变观念”就能使农民心悦诚服的。人类发展史多次证明，文明化的过程是很痛苦的过程。让农民放下锄头去“吃工业”，他们一时难以下咽完全在在情理之中，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一铁锨铲不掉，长时期形成的文化心理是一个早晨不可改变的。农民们只看眼前，只图实惠。我觉得，凤翔县的领导们最终能让工业在长青镇扎下根是做了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事情。不仅是农民手中成培增多的钞票证明了决策的证确性，不可忽略的是农民已经开始意识到，乡村都市化是改变农村结构的途径，乡村的范围将越缩越小，即使一些农民从情感上一时接受不了也毫无办法。

    听长青镇的领导谈，长青镇的好多农民已溶入了工业。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随着机器的运转开始改变，由技术层面切入的改革会逐渐改善人的文化心理和深层文化结构的，农民们不只是拿上了手机穿上了西服打了领带，他们正在适应已经改变了的城市气候。

    2005年6月11日 星期六 晴

    天很蓝，也很薄，仿佛一层纸，一指头就可以戳破。假如能将蓝天摘下来拿在手里摸一摸，天一定很光滑、很柔软、很细腻；假如能将天含在嘴里舔一舔，天一定很清甜、很鲜嫩、很可口。而城里的天被尘埃、被噪音、被充斥在空气里的奇形怪状的气味被人强烈的欲望不可理智的行为以及和这个时代不可分割的丑行、罪恶乃至腐败所遮敝、所污染、所亵渎。农村里的天，才是真正的天，生活在农村里的天空下才是一种享受。清早起来，我走出了县城，走在乡村大路上，我不忍心将大自然的恩赐轻易糟蹋，我将蓝天一寸一寸向目光里揽向心里装。我独自享受着一份美。

    吃早饭时，大师傅才告诉我今天是端午节，难怪餐桌上有油糕、粽子。

    这些年来，生活如同鞭子一样追赶着我，不少节日被我遗落在了路上，连弯腰捡拾的功夫和兴趣也很淡了。今天，我在凤翔过了一个恬谈安静的端午节。乡下的端午节如同晶莹的露汁挂在味儿醇厚、浓烈的苦艾上，挂在孩子们胸前精巧的香包上。乡下的节日无论大小，色彩都像月光一样明朗。

    机关里的人大都回去了，端午节像一只乖觉的猫卧在蓝天之下任凭我随手抚摸。

    下午，姚家沟镇的党委书记宁怀彬来看望我。怀彬刚过三十，是乡镇干部中最年轻的一位。他的兴趣很广泛，爱好文学，尤其是对哲学很有造诣。他是一位善于思考长于捕捉问题的智者，他给我的印象是大学里的一位年轻教师的模样，也像某个研究所里的研究员。怀彬善于言谈，他的谈话对我来说很有吸引力，因此，和怀彬谈了多半个下午。

    我知道，姚家沟是一个山区小镇。

    年轻的时候，两次从姚家沟路过。记得，都是深秋，生产队派我们几个年轻强壮的社员去深山里割荆条，用荆条编织盖饲养室时必不可少的笆。浅山里的荆条几乎被人连根拔了，只得进深山。午夜两点起来，涩眉涩眼地吃了饭，从村子西边的一条山路上进山，走三十里山路，到了和凤翔接界的山沟，开始割荆条，等割满一架子车荆条之后，血红的太阳已经咬住西边的山头了。于是，蹲在架子车跟前，啃两块玉米面粑粑，走到小泉跟前，嘴巴贴在泉水上，喝几口凉水，向山下走。因为要赶夜路，担心架子车翻进深沟，下山时只好绕到凤翔的姚家沟。傍晚，我们几个拉着三辆架子车到了姚家沟的沟口。这时候，木材检查站的人回去了，我们不必担心他们故意找麻烦。一出沟，路也平坦了，我们一路小跑着向家里赶。午夜十二点多，回到了家——岐山县陵头村。一天之内，行程将近100里路程，还要在山坡里割一架子车荆条，这就是我的农民生活。说实话，当时并不觉得苦和累，只是为肚子饿而煎熬，等回到家，把荆条从架子车上卸下，饿得两腿发颤，恨不能把黑夜咬一口，嚼也不嚼就咽下去充饥。

    那时候的姚家沟对我的印象很浅，只是觉得同样是两面呆滞的山一条瘦弱的沟，同样是几只混浊的窑洞和蹲在路旁的年迈的草房。姚家沟和张家沟、杨家沟是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山头牵着山头，沟岔咬着沟岔，一副煮不烂嚼不动的顽固样子。

    二十多年后的2001年，我去过一次姚家沟。那时候，我住在乡政府写一部中篇小说，和山里的农民没有多少接触，晚饭之后，行走在街道上，我发觉山沟里的瓦房多了，窑洞少了，行人多了，牛羊少了。本来想多住几天，由于山里的温差大，自己没有带御寒的衣服，感冒了，也就不敢久呆，匆匆忙忙地回到了西安。

    又是几年过去了，姚家沟有没有大的变化，怀彬没有用是或不是回答我，他给我说了几件小事。

    他说，一个年过六十的老汉这十几来靠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在姚家沟的土地里刨挖了将近六十万元，他自己没有花几个子儿，几乎全部寄给了远在河南的儿子。一个中年农民，种玉米的年收入有三万多元，打野生核桃的收入有一万多元。按理说，这样的农民是山里的富户。可是，他们依旧是穷人。他们穿一身陈旧败时的衣服，一副不干净的面目，一副麻木得如同机器般的模样。他们挣钱似乎不是为了花钱。他们不仅从外表上和山里的穷人溶为一体，他们的心里是贫穷的，和富裕不沾边。

    山里的穷人究竟过的是什么日子？

    怀彬说，有一次，他到一个村子里去，走进了一个老太婆住的窑洞。窑洞里充斥着古老的、寒碜的、质地坚硬的气味，光线极其暧昧。老太婆确实不知今夕是何年，她嘴里念叨的是马鸿逵。这个国民党的军阀为什么对老太婆的印象这么深？原来，她住的窑洞就是当年马鸿逵的部队打的。这眼比老太婆还老的窑洞如同张开的没有一颗牙齿的嘴巴，长年累积的烟灰粘在窑壁上，窑壁仿佛上了一层黑漆，悬挂在窑顶上的灰穗岿然不动、沉着冷静。烟洞内只有一张土炕，没有锅灶，怀彬不知道这老太婆怎么过日子，他问老太婆早晨吃的啥饭？老太婆答：糊汤。老太婆从发黑的案板上拿来一个椭圆形的、比一般饭盒要大一点的器皿。这是老太婆的锅，也是老太婆的碗。这器皿锈迹斑斑，已分辨不出是什么颜色了，怀彬打开铁盖一看，里面果然盛的是糊汤。晚上，老太婆将这铁家伙里的糊汤架在柴禾上热一热，端起来吃几口，便是一顿饭了。晚上吃不完，明天早晨再热再吃；明天早晨吃不完，中午再热再吃。

    怀彬说，他每到一个农民家里去，首先走进灶房，揭开锅盖看一看，吃的是什么饭。他到一个村子里去走访，走进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光棍家里，揭开锅盖一看，锅里盛着半锅玉米糁子。按理说，玉米糁子应该是黄灿灿的。可是，盛在这口铁锅里的玉米糁子已经发灰发青了。他问那农民：早晨吃的是啥饭？农民答：玉米糁子。中午呢？回答还是玉米糁子。不必再问了，这锅玉米糁子假如吃不完，他会吃二天或者三天。他问这个农民吃菜不吃菜？农民说不吃，这就是光棍汉的生活！农民并不是缺粮食。他们对日子对自己完全是应付的态度。

    根源在于贫穷吗？不全是这样。有些农民年收入几万元，照样穿着脏衣服住着破窑洞，照样把日子像处置破烂一样处置。也许，要改变农民的贫困状态变并不十分困难，难的是改变他们生活方式、生存习惯和文化心理。这也难怪，一些农民长年生活在山里，他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城市里的灯红酒绿对他们来说也许是天堂里的事。他们对生活的要求很简单，过多的索要也许在他们看来是累赘，是很荒唐的事情。

    由于采取的是应付人生的态势，他们难免变得迟纯、麻木、乃至懒惰。他们明明知道手中的钱是从核桃树上打下来的，镇政府号召他们种核桃树，他们却不干。他们觉得既然每年打野生核桃可以赚一万多元，何必再栽种呢？

    我不是顽固的文化决定论者，但是我觉得要解决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农民问题，必须改变农民的文化心理以及深层的文化结构。

    山是青的，水是绿的，姚家沟却衰老了。怀彬告诉我，姚家沟的农民中百分之七十的是老人。有一个村民小组，最年轻的农民也63岁了。这些老人过早地枯萎了，他们最害怕的是得病，而疾病并不因为他们穷而躲开他们。病倒以后，老人们躺倒在窑洞里的土炕上，忍受着痛苦，眼巴巴地看着窑顶。他们等待什么呢？他们等待到的只是厄运或死亡。怀彬告诉我，他们中的大多数有病不治，即使有钱也不去大医院治疗。也许，他们觉得，花钱治病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他们从镇上的卫生所去买一把药回来，吃两天，精神和肉体上稍微有一点支撑，又爬起来，扛上农具到坡地里去了。

    怀彬说，去年，他去一个村民小组，发现一个老汉蓬头垢面，面色蜡黄，面容憔悴。他一问，才知道老汉已病了好几天，没有钱治疗，躺在家里起不来。怀彬说，他一看老汉那模样，眼泪直喷，他从身上掏出了仅有的三百元，给了老汉，叫他去看病。老汉接过钱，老泪纵横，哽咽不止。

    夸大的言词，高昂的腔调，是难以灌进山里人的耳膜的。不要让老人们的儿孙重复他们所走过的路，重复他们一生所弹唱的悲调，宁怀彬他们这些乡镇干部所付出的全部努力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怀彬给我兴致勃勃地谈了自己治理姚家沟的想法，比如帮助农民发展果树，帮助农民发展畜牧业，先把钱挣到手，逐步改善生活条件，改善生存环境，改变他们的文化心理。我觉得，只要有这么一批干部，把心和山民们贴在一起，不说空话大话，实事求是，给农民干几件实事，年轻人也就乐意扎根山区，姚家沟也就有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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