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同龄人张学良的逝世，让人勾起1936年“西安事变”的回忆。有人说，西安事变改写了中国的命运。一个人、一起事故，可以改变历史的轨迹吗？本文列举一些看法，与大家共同思考这样的问题。

    中国近代史上“西安事变”主角张学良病逝夏威夷檀香山，享年101岁，海峡两岸政要致电哀悼。虽然，身后是非谁管得，但与20世纪同龄的“张少帅”棺木刚拱，世界各地华人传媒便以巨大篇幅议论纷纷。焦点仍然是：要是没有西安事变，蒋介石会不会搁下“剿共”的计划，领导全国抗日？继续“剿共”，局面又将如何？换句话说，近代中国的命运会不会改写？

    咀嚼着这个问题，其实让我们窥见个人与时代之间的微妙关系。风云人物、突发事件的出现，自然能给历史进程带来关键的冲击。然而，历史进程是在当时的国际大环境下推展的，把进程的所有动力都归功或归咎于一人、一时、一事，往往也失诸偏窄。再加上站在不同立场会产生不同的“叙事观点”，通过各自的透镜，人物与事件于是产生颇大的反差。

    西安事变可说是个生动的例子。

    对于“事变”的一般表述，各方面的文献都没有多大差异。这是20世纪的30年代，华北逐渐落入进侵的日军手中。国民政府领袖蒋介石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即先剿灭反对他的中共红军，巩固中央实力，才与入侵的日军周旋。

    “自我放逐”移居夏威夷

    1936年10月，蒋介石到西安督导剿共工作。手下两名将领，即东北军的张学良和十七路军的杨虎城劝蒋停止剿共，联共抗日，但被蒋拒绝。12月12日，张、杨两人实行“兵谏”，在西安临潼扣押了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和停止内战等主张。

    结果是在蒋（介石）宋（子文、美龄）、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叶（剑英）三方谈判中，和平解决危机。张学良不只释放了蒋介石，还把他护送回南京。这是国共第二次合作，联手抗战的开始。

    然而另一方面，这也是张学良个人悲剧的开始。鉴于“兵谏”是犯上行为，违反军纪，国民党中央对张展开审讯。1937年，张学良虽然获得特赦，但却被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直到1990年才在台湾结束软禁生涯。1994年张学良“自我放逐”，移居夏威夷，与去年逝世的夫人赵一荻（赵四小姐）共渡晚年。杨虎城则早在国民党撤离大陆之际被处决。

    北京方面向来对张学良和杨虎城都极力推崇，临潼华清池——即西安事变以及相传为杨贵妃出浴的地方，今天是妥加保留的历史胜地。蒋介石当年下榻的卧房与办事处也加以保存，墙上弹痕可见，颇有戏剧性。骊山上是为纪念西安事变而立的亭子，一度名为“捉蒋亭”，现改称“兵谏亭”。

    中共的救命恩人？

    张学良逝世，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致唁电给张的家属，称他为“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伟大的爱国者”，是众所意料中事。有些论者甚至认为，张学良劝服蒋介石联共抗日，让当时力量已经很弱的中共绝处逢生，可说得上是救命恩人。

    台湾方面反应比较复杂。对许多国民党人来说，张学良当时的行为是不可思议的。他是中央政府的西北剿共副总司令，却私自与作战的敌军接触，并说服蒋介石停止彻底消灭敌人的工作，让中共壮大起来，最后反而夺取了政权，因而视他为“党国罪人”。

    其实，把历史的重担都凝注在个人身上，让他扛起一切责任，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未免令他太沉重了。史家分析，张学良个人在历史上确曾发挥过作用。首先是1927年，蒋介石率国民革命军二次北伐，这是个军阀混战的时代，张学良继承被日军炸死的老帅张作霖地位，率领实力关键的东北军。张少帅决定支持中央，并挥师入关，结束了混战局面，促成了中国军事上的统一。

    另一件事自然就是西安事变。事变之后，所有以前的军阀、政客以及共产党都团结起来，与国民政府一致抗日，实现了自1916年以来中国第一次真正统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也让中国洗脱了1894年甲午战争以来的耻辱。

    《张学良评传》的作者司马桑敦认为，在西安事变当中，张学良的角色是国共之间的桥梁。他不只说服了蒋介石联共抗日，其实也曾影响了共产党决定与蒋合作。

    书中引述张学良本身的回忆录，对照了朱德等著的《第八路军》，说明张学良与中共接触的过程中，曾有一晚到延安天主堂与周恩来见面。当时中共的立场是“反蒋抗日”，而张学良则称，缺乏蒋的领导是不可能抗日的，因此力说中共“抗日”必须“拥蒋”。中共政治局经过辩论，后来也采取并公开表示了“联蒋”、“拥蒋”的立场。

    然而，是不是没有西安事变，就没有统一抗日的出现？那也倒不尽然。著名学者黄仁宇逝世后才出版的回忆录《黄河青山》，是本腑肺之言。他在书中指出，蒋介石抗日其实有客观需要。因为在抗日之前十年，国民党中国虽曰已“现代化”，但却仍未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金融、税收、财政体系，而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侵华的枪声就打响了。蒋介石若不对日宣布抗战，恐怕就无以服众，无法稳住一群军阀、前军阀、准军阀，让他们保持微妙的平衡，更不要说共产党鼓噪着要抗日。

    黄仁宇也说，二战结束后，一些美国人觉得蒋介石是搭了美国的“胜利顺风车”，对他不以为然。可是他们应了解，美国参战之前的四年五个月，中国的抗战是在极为艰苦的情况下进行的。蒋介石的另一选择是对日投降，在大东亚共荣圈中当兵，历史当然就会改写。

    提供了某些历史契机

    张学良逝世后，史学家唐德刚接受台湾《联合报》访问，则认为西安事变无疑也提供了某些历史契机。他认为，没有西安事变，中国对日抗战或许延后，日本可能先攻打苏联，而不会发动偷袭珍珠港，世界大战与历史发展轨迹可能改变。唐德刚指出，当时是苏联的斯大林要求毛泽东、周恩来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斯大林的考量是，如果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失权或丧命，亲日的汪精卫从欧洲回来掌权，日本就会全力攻打苏联，对莫斯科不利。

    至于西安事变是否改变了国共内战的胜负命运，许多史家都认为，事情并没有那么绝对。唐德刚在《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序文中指出：“西安事变提早全民抗战是真；使反对派的中共因此壮大也不假；但是说它毁灭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那就过甚其辞了。”

    是的，提起八年抗战、国共内战，人们脑海中不期然便响起许多飞机大炮之类的“战”声。其实在历史发展的轨迹中，枪炮并不是唯一因素，甚至不是主要因素。西安事变时，中共已完成两万五千里长征，建立延安根据地，确立了毛、周等的集体领导，也得到苏联支持。撇开神话色彩不论，这样的阵容若论“剿灭”，相信也不是一时之事。

    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失败，则也有其他非战的原因，主要是二战后仍无法建立财经体系，贪污腐败到了结构性的程度，导致经济崩溃。另一个较少提到的原因是国民党不大懂得争取知识分子，清党时更是劣币驱逐良币，人心背向，大量投向对方阵营。显然，共产党的许多“外来人才”，都是国民政府培养的。另一方面，直到1957年反右运动之前，中共在争取知识分子方面则做得相当成功，张学良被周恩来争取，便是个很好的例子。

    当然，反右运动以及接踵而来的文化大革命，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惨炼狱，但那是后来的事情了。倘若我们的目的是以史为鉴，弄清楚事情的因果脉络应该是十分必要的。 （庄永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