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致力于西安事变研究的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李云峰说：“张学良毅然决然地于１２月２５日下午放蒋、送蒋，绝不是什么‘轻率’、‘卤莽’的行动，反而彰显了他的光明磊落和深思熟虑。这也是当时代价最孝收效最好的一种选择。”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５日下午，在蒋介石以“口头承诺”方式答应了抗日等六项条件并下令中央军停战撤兵后，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抵达洛阳，次日返回南京。对于张学良如此举动的个中原因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甚至有观点认为力主“释蒋”的张学良过于轻率、卤莽，是政治上幼稚的表现。

    李云峰说：“这些看法并没有错误，但是对于真正原因的探究不应忽视西安事变的初衷和目的——劝蒋、逼蒋联共抗日以及国共两党关系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当时国共关系到底因为西安事变走到了哪一步，很多人并不清楚。而张学良由于亲自参与和目睹了一系列国共高层秘密会谈，对于整个形势有着不同于一般人的判断。”

    李云峰表示，从不久前披露的宋子文日记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分别与两宋以及蒋介石直接晤谈，双方基本立场业已明朗，也都表示出和解态度并相互做出抗日承诺。对这一切了然与心的张学良来说，他所肩负的劝蒋、逼蒋联共抗日的使命已经完成，西安事变的初衷已经达到。 李云峰说：“张学良认为蒋介石这种‘中国式’的妥协已经足够，如果再纠缠签字之类的保证不仅毫无意义，而且会破坏和谈气氛，甚至引起内战这样的不良后果。可以说，这种‘隐情’才是张学良急于放蒋、送蒋的根本原因。”

    对此略持异议的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周毅说：“具体地讲，就是博古后来到达西安，带来了中共中央关于释蒋必须签字的指示，同时东北军、西北军１５０多名少壮军官给宋子文的信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在此情况下，张学良恐生意外，又恐让周恩来为难，遂决定２５日下午亲自送蒋返京。”

    李云峰说：“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恢复了主动权和主导权的蒋介石，尽管罔顾对张、杨的个人承诺，但却在涉及国策问题的抉择上又不能不接受西安兵谏的教训，遂逐步兑现其抗日等承诺，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得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