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陕西频道６月２０日电（山 石）陕西省青年作家狄马的新书《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近日由花城出版社推出，在全国各大书店隆重上市。

    这是狄马继当年的畅销书《另类童话》之后出版的又一本思想文化随笔集。该书收录了作者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陆续写下的思想文化随笔作品近四十篇，兼具思想性和可读性。文章秉承狄马一贯的悲天悯人和犀利简洁的风格，用晓畅明白的文字讲述平凡的生活中蕴含的不平凡常识，而这些常识都关乎人的尊严、权利、自由和幸福。

    全书以内容大致分为"人物"、"批评"、"随想"三辑。在这些文章里，作者从自己富有质感的生命体验出发，力图站在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精神维度上，关注底层，关注弱势群体，关注人的权利和尊严建设。继而通过一些更长的历史随笔，探讨了养成这种漠视生命、戕害个性、恐惧自由的人格的原因。其中"人物"一辑，通过对华盛顿、甘地、马丁·路德·金、孙中山、鲁迅、傅雷、王小波和南非摄影家凯文·卡特的动人描写，展示了大陆青年知识分子一种普遍寻求外域资源，渴望建立信仰家园的急切努力。

    全书文辞跳宕，风格尖锐，冷峻而不失华美，幽默而不失庄严。部分文章曾被《读者》、《杂文选刊》、《读书文摘》、《中外期刊文萃》、《中华文学选刊》等杂志转摘，在读者中产生过一定的反响。

    这次能够结集出版，既满足了一批忠实读者的心愿，也引起了一些普通读者的热议。记者日前在书店看到，一些读者一人买几本甚至几十本，送给朋友们看，一致认为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完）

    众说纷纭话狄马

    狄马的发现（序）

    摩 罗

    我和狄马最初的缘分是同时在许晖编辑的《东方艺术》杂志上发表随笔作品，那是1996或者是1997年。后来我们有幸在北京的一个宾馆里见过一面，由于情况特殊，彼此都没有心理准备，我们很拘谨地握了握手，每个人的寒暄不到一百个音节，就匆匆分手了。但此后我一直留心他的文章。他的作品真正引起我的关注，是从《坐着的权利》、《马丁·路德·金之梦》、《甘地的限度》开始的，这几篇文章表明他已经是随笔界（如果有这个界的话）一个独具特色、不可忽视的重要写作者。最近较为全面地拜读他的随笔集《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其中不少文章反反复复读过（比如《一九九八：寻找善良》《假货、信仰以及底线突破》《庄稼的质问》《华盛顿：伟大的几分钟》），对他的写作有了更多的了解，思想上也受益甚多。狄马不只是一个写出了精彩文章的作家，而且是一个有所发现的思想者。用饱含感情的、富于感染力的文笔将自己的思想发现表达出来，既能满足读者激发思想的需要，又能满足读者情感认同和审美愉悦的需要，这就是随笔作品在当代读书界受到高度重视的主要原因。狄马无疑做到了这一点。他的两个发现和三个关键词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第一个发现：我们是人盲。

    狄马的第一个发现较为集中地体现在《一九九八：寻找善良》中。看这文章的开头，我粗心地把他理解为一篇时事评论，细细咀嚼才理解他实际上揭示了我们的基本精神状态。一个农民深夜路过一个村庄，被村民当作小偷抓住并活活打死。这样草菅人命的事，民间官间时常可闻。遇到官间所为，我们的习惯是不做声；遇到民间所为，我们的习惯是感叹生民不懂法，送一顶"法盲"的帽子了事。可是，事情是不是真的这么简单？如果没有杀人偿命的法律，我们就可以天天往邻居的饭碗里撒老鼠药吗？如果没有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我们就可以将农药灌进胶囊卖给垂危的病人吗？在耶稣号召爱仇人、释迦牟尼号召爱一切生灵的时候，现代法理及其法律体系还远远没有诞生。尊重他人性命是不需要法律知识和法制观念的。就是在这个地方，狄马发现，一些人之所以操刀舞剑、草菅人命，原因并不在于他们是法盲，而在于他们实际上是人盲。"他们的脑子中根本没有人的概念，他们不懂得只要是人，就是一具活脱脱的、有生命的独立实体，需要每一个别的人都善待和尊重。"

    脱离《一九九八：寻找善良》之后，我们应该按照狄马的原意，将文中他们改为我们，表述为："我们不是法盲，我们是人盲。我们的脑子中根本没有人的概念，我们不懂得只要是人，就是一具活脱脱的、有生命的独立实体，需要每一个别的人都善待和尊重。"我们对于权力、利益、观念、礼数、身份、功名等等都看得很重，唯独对人却视而不见。狄马的这个发现，对于我们疏理民族文化资源、判断我们的文化性格和精神状态，具有巨大的提示作用。人是一种很容易忘乎所以的动物，一不小心就忘记了自己是谁，这时不妨默诵一下狄马的发现。第二个发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真正难度在于，对手也必须是一个讲究基本游戏规则的人。狄马的第二个发现集中体现在《甘地的限度》里。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20世纪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取得了同样巨大的成功。这一思想包含两个基本理念，第一，我们有责任捍卫自己的权利、尊严和自由，必须抵制妨碍、剥夺我们的权利、尊严和自由的一切权力和暴力。第二，当我们抵制妨碍、剥夺我们的权利、尊严和自由的一切权力和暴力时，我们必须怀抱生命神圣的信念，决不使用暴力手段对待暴力。所有非暴力主义者都相信，只有非暴力才能遏制暴力的循环，真正结束暴力的罪恶。

    许多所谓现实主义者对非暴力不合作思想予以蔑视和嘲讽，因为他们具有坚不可摧的暴力主义信念。有的人对这一思想崇尚不已，赞美有加。在20世纪80年代人道主义春风吹过中国大地以后，和平主义、非暴力主义以及政治和解的思想渐渐有着微弱的呼吸与生长。1989年的政治事件以后，这一思潮有所加强，而且与宪政思潮和保守主义思潮以不同的音阶相呼应，甘地、托尔斯泰、马丁·路德·金、曼德拉、萨哈罗夫、哈维尔等等名字时不时地以汉字符号在中国印刷品中闪烁着迷人的光辉，一些具有强烈理想主义倾向的人为这些名字所倾倒。这些言说大多处于哲学理念的层面，"告别革命"的口号就是这一哲学理念在政治和历史层面所形成的思想成果。

    狄马的第二个发现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呈现的。他通过对甘地、马丁·路德·金所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深入研究，对非暴力的实质具有深刻的理解。他说："说到底，'非暴力'是什么？它是一种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宗教运动，实质是以吃苦隐忍的精神、以道义的力量邀请对方共同遵守人类的文明准则。它的真正难度在于对手也必须是一个讲究基本游戏规则的人。" 他发现那些站在甘地、马丁·路德·金对立面的黑暗力量，其实与自己的挑战者具有相同的人文理念和相等的人文素质。在双方都懂得尊重人、尊重生命、尊重他人权利的前提下，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实际上是一场"非暴力合作运动"。没有英国殖民当局和英国政府的合作，甘地的成功是不可能的。没有美国政府和美国主流社会的合作，马丁·路德·金和他的黑人同胞的胜利也是不可能的。狄马说："甘地一生共绝食16次，其中针对政府的几乎每一次都使他们大为惶恐，不得不让步。但在这种让步的背后，其实是一种人的生命观念在转变……"在介绍甘地发起的反对当局食盐法运动及其胜利时，作者写道："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典型的以灵魂的力量抵御暴力的感人尝试，它的意义在于施暴的一方由此认识到了弱者心灵的伟大，不仅放弃了食盐法，而且沮丧地认为，他们在这次事件中丢尽了英国人的脸。--可对我来说，真正严重的问题是，假如他们压根儿就不要脸呢？假如他们把警察换成军队，把棍棒换成装甲车和坦克，事后不仅不以为耻，反而以为他们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呢？"

    狄马的提问充满了思想的力量和良知的痛苦。在我的阅读范围内，狄马的发现是中国人对于非暴力不合作思想的最深刻的理解。我沉重地认同和称赞他的这一发现，同时我绝望地抗议他启示我们怀疑这一伟大思想资源的险恶用心--尽管他在险恶的同时是如此痛苦。

    狄马的第一个发现是他的全部思想的基础，在这一发现的背后，是一个人文主义者的世界观、人类观、价值观，以及他对于生命尊严和人类幸福的祝愿。我不敢说这是他的理论贡献，但这至少说明他已经抓住了这个时代正在艰难呈现的某种哲学思绪，那就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觉醒，对人的权利的尊重和捍卫。他对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独到解读，就是建立在他的第一个发现基础上的。如果一个社会在整体上处于人盲状态，缺乏对于他人生命和权利的尊重，人与人之间的游戏规则就不可能建立起来，非暴力不合作也就绝对无从展开。

    狄马的全部写作都是围绕着他的两个发现展开的。与此相关联，他对他的时代提出了一些要求，目的当然在于促使我们摆脱人盲状态，早日认识人，努力成为人。至于如何才能认识人并且成为人，狄马有着进一步的思考。他的一系列思考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关键词中。

    第一个关键词：怜悯。"人盲"当然不是看不见奔波在地球上辛苦觅食的这种两脚动物，而是无视这种两脚动物内在的精神内涵，是放弃对于这种两脚动物（包括自己）的道德要求和价值持守。这种两脚动物只有在意识到了内在的道德律令、用灵魂的眼睛看见了内在的价值规范的时候，才能称之为人。他们的基本特点是对生命的热爱、对生命世界的善意、对生命权利的尊重、对一切生命个体及其痛苦的怜悯。他反复强调做人就应该"懂得爱，懂得怜悯，懂得美和善良。"在谈论博物馆功能时，他批评那种通过展览突出英雄的攻击而漠视生民的生命的理念。"每一个人，一走进博物馆都不约而同地抚今伤昔、缅怀逝去的生命，不管他曾经是敌人还是朋友。"这才是具有人文价值的博物馆和纪念馆。他通过对比中外武术的差异发现了我们内心的寒冷和狠毒。"外国的不论是柔道还是拳击，都只能给人造成硬伤，而中国武术中诸如朱砂掌、阴风腿等许多招数是表面上看似乎完好无损，而不出月余，便要内里化脓，在痛苦中慢慢死去。真正的善良是伴随着怜悯的大悲心，而我们这个民族恰恰缺乏的是怜悯和同情。" 如果我们"懂得爱和怜悯，敬畏和悲叹每一个短促而劳碌的生命，那么，寡廉鲜耻、丧尽天良的事一定会少得多。"

    怜悯是人作为一种生命对待生命世界所应该具有的基本态度，是人之为人的情感底线。没有这种起码的情感本能，这种两脚动物就不是人而只能是人盲。

    第二个关键词：文明。人在解决对于生命世界的情感态度的同时，还面临着一个相关问题：如何理解、建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的人较多看到人与人冲突的一面，主张逢人必斗，是敌必杀。这种主张体现了人内心所具有的一定程度的嗜杀本能。可是，人是一种在本能与理想、欲望与价值的冲突中求取平衡的动物，本能与欲望是与生俱来的，理想与价值则是主观建构的。人正是在建构理想与价值的过程中逐渐演化为人的。和平、友爱、宽恕、协作的伦理思想和价值理想就是由人类世世代代建构起来的。这一理想就是所谓文明的核心，它已经不同程度地内化为人的基本素质。一个人无论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什么阶层，在利益纷争中处于什么位置，在政治冲突或者情感冲突中处于什么境地，只要他具备基本的人文素质，尊重基本的文明准则，他就必定会尊重他者的生命和权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才可能演化为"非暴力合作运动"。

    狄马引述了一个材料，有人问那个制造假药的老妇人，你知道别人吃了这些假药会死掉，怎么还制造假药？老女人淡然地回答说："他们又不是我的孩子"。这位老妇人只懂得珍爱自己的孩子的生命，而不懂得珍爱他者的生命，说明那些基本的文明准则还没有内化为她的素质，她像鳄鱼一样捕杀同伴的孩子解决饥饿问题。狄马没有将这位老妇人看作个别现象，他所看到的是文明准则离我们还有若干距离。他说："她不晓得人的生命是自上天得来的，它的价值和尊严，它的荣耀和卑屈，它的存在和各种追求幸福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且真正严重的问题是，即使她想"晓得"，又有谁会告诉她呢？她的父辈以及父辈的父辈教过她 "忠"，教过她"孝"，教过她"三纲五常"、"贞节烈义"，惟独没有教过她"爱"。爱自己，爱邻人，甚至爱仇敌，爱这个世界上的一山一水、一花一木。她打小看见的就是掠夺、倾轧，父子相残，婆媳斗法，外表温热的亲戚趋炎附势、暗中较劲，官吏打着"惩恶扬善"的旗号，实际上不过是"黑吃黑"。因而，她看不到希望，也没有榜样。她的灵魂沉睡着。"文明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语，我们对它含义的理解未必很充分。爱他人的生命、尊重他人的权利、在协商、妥协、谅解中与一切人友好相处，这样的文明观念，尚需不断强调。

    第三个关键词：信仰。狄马的著作对于人盲所表现出的各种缺点提出了温情脉脉的批评，唤醒人们的怜悯心和文明意识是他有意为之的扫盲行动。有一个词语狄马没有动用，但是常常在他笔下呼之欲出。我指的是与人盲对应的"神盲"一词（他用的是另一个比较庄重的词：信仰）。人在精神上最终的归宿，不是泥土不是功勋不是后代，而是通过与最高存在的沟通而达成的生命意义。没有这种意义的建构和认定，我们就只是神盲。我们作为人盲的许多罪过，可能跟我们的神盲状态息息相关。狄马说得很明确："我们的时代以及个人生活沦落到今天千疮百孔、到处漏水的境地，原因不是个别的，而是全体的；不是枝节的，而是根本的；我们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没有了确立短期目标的那个永恒目标；没有了确立具体纪律的那个绝对准绳；没有了构筑一切语言的那个最后词根；没有了临照一切黑暗的那个至大光明。一句话，上帝、尼采、释迦牟尼、查拉斯图拉、老聃、墨翟相继去世以后，我们没有了自己的信仰，这才是焦点中的焦点，症结中的症结。"狄马算是说到点子上了。一个人要拥有狄马所说的那个最后词根、那种大光明，才能让自己的生命跟宇宙存在建立最广泛最深刻的精神联系，这种联系可以命名为爱，也可以命名为神。上文所提到的那位老妇，那么勇敢地用假药伤害他人生命，竟然没有一点愧疚和忏悔。她的爱心仅仅体现为对自己的儿子的爱，这种爱停留在动物本能的状态，而没有多少人气可言。一个人没有神性的照耀，就很难有真正的人性觉醒。把动物本能当作人性，这是我们这些人盲最常犯的错误之一。

    从怜悯到文明再到信仰，是我们解除人盲状态所需要遵循的内外兼具的途径。

    （《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狄马著 花城出版社 2008年2月第一版）

    后 记

    收入本书的是我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陆续写下的随笔和散文作品。其中一大部分在国内的公开刊物上发表过。一小部分未曾面世，属于"抽屉文学"。书编好后，曾想写一个后记，题目就叫《我的书值不值得砍树》。这名字来源于我早年在《书屋》上读过的一篇文章。因为时间久远，作者一时想不起是谁（这回因为写文章，上网和到过期刊物里寻找，也遍觅不得），但大意是说，在当今出版界普遍地媚俗、跟风、重复进行低水平生产的情况下，每一个出书的人都应该问问自己，你的书值不值得砍树？但后来一想，如果我真用这题目作后记，读者也恰好看到了它，那么对他们而言，不管这书值得不值得，树已经砍了--而大家知道，作为一种生命，树和人一样，一旦砍掉就不可能复生。因而有"作秀"之嫌，不复考虑。

    好在我认为一本书的好坏，关键在于它里面的作品，"后记"好坏，甚至有没有"后记"都是无关紧要的。作家作为一个精神生产者，本质上和那些普通劳动者没有区别。看一个鞋匠的好坏，取决于他钉过的每一双鞋，而不是听他在饭后发表的什么"补鞋心得"；考察一个屠户手段的优劣，关键是看他每天屠宰牲口的数量和质量，而绝不能相信他晚上回家，向老婆讲的"杀猪经验一席谈"。作家，尤其是中国的作家，好把自己的劳动说得像补天一样神圣而法力无边。又是"修身齐家"，又是"治国平天下"，又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实际上，几千年来有数以万计的作家"为万世开太平"而"万世"总不"太平"这个事实，从根本上验证了这种说法不过是痴人说梦--普渡众生当然是好事，但我觉得如果一时普渡不完，不妨先从公共车上给人让座做起，而且根据我二十年的乘车经验，公共车上给人让座比普渡众生要难；改造别人的灵魂当然高尚，但如果一时改造不好，那么不妨先自己不要随地大小便，实话说，我在城市生活已经十有余年，要完全做到这一点我感觉也很不简单。与东方文化的玄虚、飘渺和大而无当相较，我更喜欢西方文化中那种重实证，重逻辑，重理性的好传统，如果说我的写作还有一点可取之处，我想，主要是得益于他们中一些优秀作家的启蒙。

    说到启蒙，我还想多说两句。我不知道别人需要不需要启蒙，我只知道我自己是需要的。不仅需要，而且我认为中国自晚清以来，有太多的人给我们进行"政治启蒙"、"文化启蒙"，而鲜有人跳出政治、文化的怪圈向我们进行"生命启蒙"。也就是很少有人站在终极的立场上告诉我们，人是什么？人应当怎样活着？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人应当怎样对待他的同类以及其它生命？最近看一本谈论美国宪政文化的书，里面讲到了当今美国黑人女诗人玛雅●安吉鲁的几个疑问：人是不是需要解放自己？人是不是需要解放别人？人能不能够不解放别人只解放自己？人能不能不解放自己只解放别人？我想，这些问句里隐藏着我写作的全部痛苦和难度。

    近年来，关于人为什么要写作，也就是写作的意义开始成为一个问题被知识界反复谈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个进步，至少说明人们对过去某些钦定的说法（例如为工农兵服务）有了自己的怀疑。但正如大家预料的，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而且很难回答，就像问一个农民"为什么要种地"，工人"为什么要做工"，刽子手"为什么要杀人"一样，常常使人感到莫名地惊诧。一般说来，我不愿意回答这些玄而又玄而且永远没有对错的问题，但如果有人要问，我倒愿意从反面回答。也就是，不写作有什么意义？如果不写作也没有意义，或者说在没有人能证明不写作的意义比写作的意义更大之前，我就只能写作。这样想你就会心平气和，这样想你就会宠辱偕忘。因为不但写不能怎么样，而且不写也不能怎么样；不但写好不能怎么样，而且写不好也不能怎么样。实际上，我非常欣赏《旧约》里的一段话："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流泪出去"说明他对自然，对造物，对"撒种"这种劳动的谦卑和敬畏；"欢呼收割"说明了他对自己劳动结果的期待；而"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则是上帝对这种劳动的赐福。我的意思是说，如果那位读者不幸遇到了此书，也就是碰到了我撒种后得来的"禾捆"，那么就出于对一个劳动者的尊重，顺手翻一翻，如果翻完以后发现全无兴趣，那么就扔掉，省下钱过日子吧。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朋友摩罗拔冗赐序，他曾为此书的出版费过心思。

    依照惯例，结尾处我还应当说几句诸如"由于时间仓促，不当之处在所难免"的话，但我觉得一个以写作为业的人，时间仓促到没有时间写作，那就是自画招供，表明自己"不务正业"，因而就把这方便的借口留给别人吧。也就是说，如果书中有不当之处，不在于本人时间仓促，全因为能力低下。特此告白，是为后记。

    狄马评论文章三篇：

    狄马，生命的写作与吟唱

    文/陈 仓

    "西部歌王"王向荣用生命歌唱，陕北汉子狄马既用生命写作，也用生命歌唱。他的随笔、散文、杂文、诗歌让人思绪万千，他的民歌、道情和说书让人荡气回肠，所以，我说他是"唱歌的里面文章写得最好的，写文章的里面歌唱得最好的"。几经周折，狄马先生的思想随笔集《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终于与广大读者见面了。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日子里，我们除了感谢狄马近二十年的思想突围外，还要感谢广东花城出版社为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做出的新贡献，他们突破了狭隘保守的"土围子"，让广大读者获得了这样一份思想深邃，文采斐然的观念读本。狄马是一位仰望星空的哲人，也是一位直面人世惨淡的良知作家。作为狄马的知己朋友、首席文友和陕北民歌弟子，多年来，我一直是狄马作品的第一个读者，我经常在深更半夜阅读他刚刚"杀青"的新作，为他理性、现实、超前的思考击节赞叹，为他优美、机智、锐利的言说方式开怀大笑。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在评价牛顿时说过，他"以真理统领我们的心志"，因此，牛顿是历史上伟大的人物。伏尔泰以牛顿为例指出，事实上，真正影响人类进步的不是"权势"，而是"观念"，是一个又一个新观念改变了历史发展的轨迹，改变了人世生活的模样。英雄所见略同。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写道："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者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我很确信，既得利益之势力，未免被人过分夸大，实在远不如思想之逐渐侵蚀力之大。"狄马作品的价值正在于它的思想含量。长期吸引读者眼球，"统领"读者心志的是其跳动在字里行间的思想火花，即摩罗先生在序言中归纳的"狄马的发现"。 狄马发现了许多历史成见的谬误，发现了许多我们日常生活的荒谬与尴尬，并指出我们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的危险，从而提醒我们，我们应该热爱正义、文明、健康、尊严、宁静、自由，充满了爱与智慧的生活。当然，这些生活不会从天而降，不会来自救世主的恩赐。创造人类的幸福，只有靠我们自己努力。

    狄马的本专业是汉语言文学，先以独立作家和诗人立身，后来涉猎日益广泛，以杂文随笔闻名。因为爱思想，爱真理，他的学术研究很早就从文学界跨入文化思想界。在社会科学领域，具有明显的通才化趋势。在多年的学术攀登与理论探索中，他积极消化西方精神文明中的不朽经典和最新成果，毅然超越了纯文学的局限，突破了专制主义、极权主义的文化传统，走向了普世价值观。狄马的作品具有很强的思想冲击力和文化穿透力，发挥了文学专业的表达优势和思想理论的透视优势。他的文章既能深入深出，也能深入浅出，他可以从容自如地借用诸如杨白劳、宋江等文学符号，深入浅出地讨论经济学、管理学问题，也可以娴熟地运用陕北民歌、说书、俗语等语言艺术，通俗地解读权利、正义、自由、法治等学术概念。更有意思的是，他经常借用俗不可耐的"官腔"幽默地揭示"神圣的荒诞"，点击腐败与腐朽的"死穴"，令人捧腹。

    狄马的正式出版物不多，然而，由读者个人"结集出版"的纸质或电子版文集委实不少。包括本人在内，许多热心读者和文友多年收集、珍藏他的文章。一位独具慧眼的国营企业厂长多年收集狄马的文章甚至比狄马本人还全。两年前，那位老者将白纸订成的"狄马文存"捧到狄马面前，请狄马签名留念，他说狄马的文章解决了他的很多观念性难题，也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和态度。这令狄马非常感动，他曾经动情地对我说，收入微薄的老人在困境中为我"非法"出了一本"独版"文集，普通读者的肯定比得到任何机构、专家的奖励都重要，今后，再苦再难，我都要坚持下去。我说，王向荣用生命歌唱，你用生命写作，我和你一样，舍弃虚名浮利，也写下去！双目对视的一刻，我们，一对倔强冷硬的男人不觉热泪盈眶！

    真正感动听众的歌是生命的歌唱，长久触动读者的作品是生命的写作与吟唱。这是我对狄马写作多年的概括和理解。

    狄马：安于石子的命运

    █山阿棉

    历经15年的写作后，狄马出了《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这本书。这说明，他不是一个多产的作家。多年来，他保持每月一篇的速度，一块砖一块砖地砌成了这本书，所以，来之不易，同时水到渠成。

    狄马早期的文章，多是针砭时事，短小精焊，泼辣尖锐，嬉笑怒骂，尤以"骂"来得最妙，很有雪地里撒野的痛快。他的行文方式也很有特点，元气充沛，气贯长虹，语势一浪接一浪，热辣辣的排比句炒豆子一样，一个赛一个蹦得欢，果然排山倒海，分外铿锵。直读得人呼吸不畅、心跳加速而浑然不觉，读完了才长出了一口气。那时，他的文章看得人觉得很解气、解恨，但上乘的杂文、随笔当然不能止于解气、解恨，更需要理性和艰苦的思想钻探。后来，他的文章越写越长，大家都知道，随笔，特别是思想随笔，不是小说，不以情节取胜，没法灌水，里头得有实打实的东西，积累、学养、顽强的独立思索，以及悲天悯人的情怀。

    在这本书中，我最喜欢《坐着的权利》这篇文章，这并不是他最重要的文章，但是这篇文章当时带给我的震动最大。文章写道，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当然是好事，但站起来后干什么，是更大的难题。且不说必须要静下来休息和沉淀，驴子推磨式的动还不过是蠢而无用，毁林造田、大炼钢铁等人定胜天的行动则深深危害了地球，"大跃进"、"红卫兵"等则是人类智慧的大倒退。我们不必始终保持昂首阔步的姿态，累了，迷路了，不妨坐下来，静则定，定则慧。坐着不止是权利，同时是幸福和非常必要的。

    时代这样鼓噪，到处在鼓吹行动力，身边的生活总是滚烫的，到处涌动着盲动的力量，一个心脏脆弱的人，简直要被这喧闹逼出心脏病。在这个时候，读到《坐着的权利》，于我是幸福的。

    《坐着的权利》之后，《甘地的限度》、《伟大的几分钟》、《傅雷之死》等文相继完成，狄马的写作进入了更为成熟的时期，早期嬉笑怒骂的痛快渐渐为句法严整、思维缜密、逻辑严丝合缝取代。他的视点也由之前散弹打鸟式的路见不平一声吼，变得目标更集中，目光紧紧盯住理性、人性、公正、公理、人权、法治等人类社会的基本问题和核心问题。

    做一个写作的人是痛苦的，特别是整天盯着人类苦难的人更是痛苦。一桩几千年前的暴行往往让他寝食难安，痛苦万状。在狄马看来，替古人担忧从来不是多余的，暴行就是暴行，不论是过去发生的还是现在正在上演的，为之愤慨难平是人的基本反应，否则，不是麻木是什么？同时，历史总是一再重演，"已经发生的将再次发生，"谁能保证那些愚昧的、残暴的事件不会重演，不会在机会合适的条件下借尸还魂？所以，他自觉地选择了做一颗硌脚的石子，在多数人只热衷于过自己的小日子的时候，他始终关注着最普世的价值动向，当然，是在他目力所及的范围之内。

    对，在这个消费时代，他就像一颗顽强的石子，不肯做巧克力。不过你这样说，狄马一定会谦虚地表示不是不愿，而是没有做巧克力的天分，只好安于石子的命运。不过，据他自已招供，当他还是热血青年时，也曾兢兢业业在一本时尚杂志教妇女化妆打扮多年，教得也挺好。所以这不是天分问题，"到底意难平"而已。

    狄马是个有浓厚英雄情结的人，歌颂英雄构成了他这本书的很大一部分内容，他通过写孙中山、邵飘萍、陈独秀、傅雷、甘地、马丁·路德·金、华盛顿等人，表明了对当下人们嘲弄英雄、解构崇高并自以为得计的态度。在这个讲究和稀泥的时代，他的爱恨分明自然显得刺眼。其实多数人嘲弄英雄、崇高，是因为庸常的生活中多数用不到，不常用的东西当然要束之高阁，但生活不总是顺利、庸常的，不管是漫长的历史还是目下的生活，激流、险滩、残暴、不义、求庸常而不能的时期和事件，从来不曾停止过。搏斗永远不会结束，总得有人张着清醒的眼睛注视这一切。至于为什么是他加入这个少数人的行列，而不是别人，这个问题只能问他自己。如果要我来说的话，这是他自己的选择，而他也正好合适。

    在生活中，狄马不是一副斗士形象，或者说他是个很喜欢"寻欢作乐"的斗士。他很天真，常为一件趣事，一句有意思的话高兴得像个孩子。他很能感受生活中细微庸常的美好：一件干净的衬衣和整洁的地板，一场愉快的围炉夜话，爱人温暖的注视和微笑，都让他觉得生命的美好并心存感激。

    这个人就说到这里，他的书，您可以自己去看。

    《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狄马 著 花城出版社 2008年2月第1版

    每一剑都从想象不到的地方刺出

    █纪冬玮

    说这个时代缺乏思想或思想过剩，都不为过，但思想不是一拍酒桌的机智妙语，也不是晨钟暮鼓里的一声叹息，而更像是秋天最后一枚果实--饱满、丰沛、孤独地悬挂枝头。《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这本书，就是这样的果实。

    作者狄马原本对我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让我在一个没有特意准备的时间和地点，不知不觉将他的书一气儿读完的原因，是我们对一些好品质的共识：比如对鲁迅和王小波的喜爱，比如对有趣和独立人格的尊崇。

    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出，狄马的笔触很广：社会现象、东西方历史、古今人物、政治和信仰……但也可以这么说，他的写作其实非常狭隘：所有思考的切入点，都隐隐指向一个共同的内核，像纤维的网织密布、交叉掩护。这样的脉络，在第一辑《穿越历史的悲怆》里就若隐若现。臧否历史人物是个很棘手的题目。写人物很容易流于陈列光辉，很难写出新鲜感，尤其是那些响当当的名字，他们说过的话、做过的事，都明晃晃地摆在历史书上，谁还需要一个复述者来喋喋不休呢？而这就是狄马的功力体现。写华盛顿，没有写樱桃树，没有写战争和血泪，写的是他在战争后怎样交出权力，这个极具个性的历史节点--"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不依靠外力，仅仅依靠内心的道德力量就自觉放弃了权力的尝试。"灵光一闪即云开月明，这样朴素的一笔就带出了一个新的角度。

    又比如写甘地。写到作为反面形象的英国殖民者，以教科书的笔法，肯定要深情痛诉，大洒狗血。但在狄马笔下，这些侵略者显得尴尬、滑稽，甚至还有点儿可怜。因为狄马尖锐地指出这样一个事实：英国人的颜面尽失，在于他们对人命尚且心存敬畏，但"如果他们压根儿就不要脸呢？"

    就像古龙大侠的剑客，狄马"每一剑都从想象不到的地方刺出来"。纵横十一剑，剑剑走偏锋。乍看无迹可寻，其实脉络分明。有一个字，隐含在狄马的每一篇、每一行、每一笔中，不动声色又呼之欲出--"人"。

    到了后面的篇章，这个"人"字越发清晰地浮现。如果说第二辑《倾圮的星空》是对独立人格的大声歌唱，那么第三辑《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就是对"人"的不在场而痛心疾首。到了《1998：寻找善良》，狄马不再旁敲侧击，而是慎重庄严地说出："人的生命是自上天得来的，它的价值和尊严，它的荣耀和卑屈，它的存在和各种追求幸福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所以说狄马的宽广和狭隘，就都在这里。他的整本书里始终脱不离一个"人"字。狄马的狭隘甚至到了这样一种地步：他不关心所谓的家国天下、宇宙洪荒，而是每一个活生生的、像你我一样有血有肉的人。贩夫走卒都是人，流氓乞丐也是人。如果其中的任何一个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哪怕只一个，我们就永远不能厚着脸皮说我们进入了现代社会。这就是狄马思想的内核。

    狄马的写作，唤醒了我们对"人"的缺席这一现象的反思。如果我们不随着狄马的笔触去深究，就永远不会发现在所谓的辉煌历史里，在我们的身边，那些被漠视的残酷真相--在革命小将们冲上街头、父子反目、夫妻互相揭发的时候，"人"是不在场的；在正义的群众把小偷殴打致死的时候，"人"是不在场的；在老妇人为了谋生、明知能毒死人还心安理得制造假药时，"人"是不在场的；在热血青年们以爱国的名义，围堵打砸普通中国员工赖以生存的工作环境时，"人"也是不在场的。人啊人，满街都是，可有几个活得真正像个人，又有几个真正把人当成了人？

    最后我要说的是，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就像每个人都有权决定什么时候关闭内心、什么时候又睁开眼睛。这本书适于那些爱胡思乱想的人，那些还保存了一些愤怒和天真的人，那些对人性有所探究和反思的人，但做这样的人是有风险和代价的。所以您如果不想当这样的人，就请珍爱生命，远离狄马。

    《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狄马 著 花城出版社 2008年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