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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礼议程 |
·时 间：2007年4月5日（星期四）9：50-10：40
·地 点：黄陵县桥山轩辕殿前广场
·主持人：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公祭典礼筹委会主任 赵正永
·第一项：全体肃立
·第二项：击鼓鸣钟（击鼓34响，鸣钟9响）
·第三项：敬献花篮
·第四项：陕西省省长恭读祭文
·第五项：向黄帝像行三鞠躬礼
·第六项：乐舞告祭
·第七项：瞻仰祭祀大殿，拜谒黄帝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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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们应当公祭黄帝
| | www.sn.xinhuanet.com 2007-03-28 来源：天涯 |
题记：来天涯两年多了，很少主动发贴，这次却很有好好说上几句的冲动。我一向的立场都是站在所谓的民主派或汉奸一面的，但在这次对于公祭黄帝，看法却颇有不同。4月4日的这一次祭典，在细节上有许多不妥之处；而一个曾经连清明扫墓都视为封建迷信而要予以废除的政党，今天居然对公祭黄帝给予了积极而正面的支持和推动，也的确是一件颇具讽刺意味的事。然而这些都不能成为我们反对公祭黄帝这一活动本身的理由。无论你是站在所谓科学的世界观还是民主的立场上，科学和民主也都不能成为你反对的理由。因为科学的精神与其说是大胆的怀疑，还不如说是以谦卑的态度探索现象背后的原因和规律，并对自身之外的领域保持必要的缄默。而民主，更要以对人性和人类情感的尊重为前提。
一、
为什么要祭祖？
祭祖，作为一种追缅先人的仪式，根源于人类普遍而基本的心理需求。人作为一种拥有自我意识的存在，总会提出“我是谁？”“我怎么样？”“我应当如何？”这样的一些问题。而每个人在心中，对于这样的问题，都总会有自己明晰或潜藏的答案。心理学家艾里克森（Erikson）把个体对于这样一些问题的答案，统称为自我同一性（self-identity）。在他看来，人的一生就是一个因自身的成长变化而不断地建构和重构自我同一性的过程。一个人的自我同一性的好坏，直接决定了他的社会适应和潜能发挥。准确的自我同一性是一个人心理健康、生活幸福和事业成功的必要前提；而一个自我同一性混乱迷失的人，则必定生活在浮躁与不安之中。
自我同一性的问题中，最为首要的是“我是谁？”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人肯定有不同的答案。但如果要对这个问题做一个概括而本质的回答，那么我认为：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分子，首先是一个历史遗产的继承者。一个人来到世上，并不是白纸一张。他的族群经过亿万年自然和社会选择而传递下来的基因，赋予他一定的体貌特征和基本的心理倾向，这是他所继承的生物学的遗产。而他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就必须面对的物理和人文环境，则是其所属群体千万年文明活动的产物，这些又构成了他所继承的文化的遗产。个体的生活，在一开始，只是其内部的生物遗产和外部的文化遗产的交互作用，这种交互作用的经历，经由一定的心理机制而内化为个体的记忆和人格特征。而这些记忆和人格特征，又和他人经由同种途径得来的记忆和人格特征发生遭遇和互动，由此而构成了人类绚丽多姿、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卷。而这一切的一切，都要溯源于每一个体所继承的生物和文化遗产，都起因于每个人都是历史遗产的继承者这一事实。祭祖则是对我们的先辈——我们所继承的历史遗产的创造者和传递者——的缅怀，它实质上是一种对自我身份进行确认和肯定的仪式。它并非像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愚昧迷信的活动。相反，它体现的是一种高度理性的认识，给予个体以不屈身于神性的庇护之下而获得心理归依和灵魂安顿的可能。
祭祖更是对先辈恩情的感激和自身责任的明确。因为我们所继承的历史遗产，无论是生物的还是文化的，都不是天地自然的恩赐，而是先辈经过一代又一代艰苦卓绝的斗争而得来的成果。我们今天所赖以生存的文明的种种要件，诸如耕地、服装、器物、技术，无不出自前人的开拓和发明。这种开创性的工作，总是意味着巨大的艰辛和危险，尤其是在洪荒初辟的年代。人类文明在远古的阶段，不过是些许熹微的火光，而所面对的则既有猛虎长蛇的侵扰，更有灾荒兵祸的颠覆，没有前人以汗水、鲜血乃至生命为代价的捍卫和发扬，绝不可能燃成今天光明的一片。俗语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我们对于祖先是背负着一种历史的恩情的，而感恩的心理既是一种人性的必然又是一种道德的必需，因为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有必要知晓文明的来之不易并以一种严肃的态度来对待社会人生。所以我们需要以一定的仪式来表达这种感恩的心理，而这种心理的表达，同时也应该是一种责任的明确，因为我们自身的行为也终将作为历史遗产的一部分而传及我们的子孙。我们既然蒙受了祖先的恩情，则同样应当将这种恩情转赠于我们的后世。先辈的成就，是我们所应当延续和光大的；先辈的错误，则是我们所应当改正和弥补的，这是每一个社会成员所应当承担的历史义务。而祭祖，正是确认和担当这种义务的庄严的仪式。
由此可见，祭祖并不是封建愚昧的活动，也不能等同于宗教的信仰，而是一种建立在人性需求和历史真实基础之上的文化活动。这种活动，有着上述种种积极而重大的社会功能。中华民族悠久的祭祖传统，是精华而不是糟粕。它的确有着一些蒙昧的成分，并有在现实中堕落为铺张和攀比的可能，但它正面的意义不应该被否定。对于这一传统，我们要做的是改进和发扬，而不是遗忘和抛弃。
二、
为什么要祭黄帝？
的确，以黄帝为祖先而予以祭祀的依据在于传说。那么传说到底可不可信呢？在一些标榜科学的态度的人看来，答案无疑是否定的。但真正从事相关方面研究的科学工作者，比如说文化人类学家，似乎却并不这么认为。在他们看来，每个民族关于自身远古历史的传说都是必须予以严肃对待的宝贵资料。因为这些看似荒诞不经的故事，往往包含了许多历史的真实。事实上，对于一个民族正式的历史记录产生之前的年代的研究，先民们一代代口头传递下来的传说是我们所可以凭借的主要资料之一。我们可以相信，这些传说故事虽然杂糅了许多想象，在一定程度上却总可以看作是历史的真实记录（其实任何的记录，包括现代录音录像设备的记录，都是经过记录者主观的选择和加工的，百分之百符合事实的记录，无论过去、现在、将来，永远都不会有）。比如说我们有燧人氏钻木取火的传说，有有巢氏构木为巢的传说，这些传说的人物，是很难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其存在的；但是经由现存原始文明群体的类似活动的佐证，我们却大可以相信我们的民族的确是经历过那么一个钻木取火和构木为巢的年代。关于黄帝的传说，也是一样。
或许有人又会说：即便传说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但是关于我们远古祖先的传说何其之多，为什么不祭祀燧人氏、有巢氏、或者伏羲、女娲，而偏偏要祭祀黄帝？其实要祭祀这些人也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如果要从这些传说人物中选取一个代表的话，那么黄帝则是最好的人选。原因有两点：一是传说黄帝及其时代有着文字、音乐、历数、宫室、舟车、衣裳和指南车等诸多的发明。二是黄帝和炎帝的部落（或部落联盟）经过数千年的繁衍融合而成为今天的中华民族。所以说黄帝可以被看作中华民族文化和血缘的双重祖先。如果说血缘祖先这一点因为实际限于汉族而许多汉族又系后来加入的缘故而存在争议的话。那么文化祖先这一点则应当可以获得广泛的认同。固然黄帝之外还有不少传说人物也有过文明方面的发明创造，比如说燧人发明取火术，伏羲发明渔猎等，但却以归于黄帝时代的发明为最多最盛，而且诸如文字、衣服、宫室这些发明，具有极强的文化特异性，足以构成一个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基本特征。黄帝或许难以作为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而被证实，但在中华民族遥远的过去必定有那样的时代和那样的群体以这些基本的发明创造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石和框架，方才有日后五千年悠远绵长独具异彩的华夏文明史。而我们，作为这一文明的继承者，对于这些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的事迹加以合理的加工和概括，最终归结为黄帝这么一个象征性的人物而予以纪念，于情于理，都是稳妥而恰当的。
三、
为什么国家应当公祭黄帝？
首先，我认为：任何一个认同中华文化的炎黄子孙，都应当以在一定的时刻以一定的方式对黄帝这一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予以追思和缅怀。如果条件允许，在其一生中，应当至少有一次亲身前往黄帝陵致祭。但这不是我想强调的重点，我想强调的重点是：在个人和民间的祭祀活动之外，国家应当形成定期祭祀黄帝的仪典制度。
古人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又云：“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可见在古代，祭祀是一种国家职能并具有教化的功能。那为何现代国家就不能行使这一职能了呢。反对国家公祭的人主要以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的民主原则为依据。但宗教和祭祖实在是两码事：宗教是一种可选的虚构，而祖先是一种既定的真实；宗教是一整套的意识形态，而对祖先的敬仰感激是一种朴素的情感观念，两者没有多少可比性。信仰自由更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反对理由，祭祖与否或许与一个人的信仰有关联，但国家公祭并不强制公民参与这一活动，因而也谈不上对信仰自由的干涉。事实上，现代民主国家虽实行政教分离并宽容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但在一定程度上都仍然保有教化的职能，对于国家和社会所赖以存在的基本的价值观念，更是无不采取积极的培养、推动和捍卫的姿态。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民在一些基本的认识问题上陷于分裂对立的状态，民主制度也将失去良好运作的前提，台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所赖以存在的基本的价值观念之一，就是全民对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和以汉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中华文化的认同。一个合法的代表人民的民主政府，以一定的仪式来纪念民族的文化始祖，进而以这种非强制的方式来培养和促进民族的认同感，实在是理所当然的职责所在。一个不能合法的代表人民的政权，不是不应当举行公祭，而是不配举行公祭。
当然，公祭的仪式必须简朴而庄严，避免铺张浪费以及政党私利的利用，因此必须以一定的典章制度对公祭的仪式和内容进行必要的限制和规范。具体的操作非外行所能论及，但是可以相信，在民主制度下，只要有相关法律的保障，上述可能的偏差和扭曲是完全可以防范和避免的。
人，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苗，而是悠久而丰富的历史遗产的继承者，是人类为生存、为更美好的生活而进行的永恒斗争的一部分。科学和民主，只因为服务于这一斗争而具有现实的价值；而自由作为一种终极价值本身，也因为这一斗争而获得具体而丰富的历史内涵。人，并不微渺；历史，并不虚无。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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