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东涛于1949年11月出生在汉阴县城西八里地娘娘庙街一个家境较为宽裕的家庭。父承祖业，经营丝铺。1958年，父亲被抽调到城关供销社作营业员。1965年，父亲因搞"地下工厂"而被解职，两年后病逝。维持家计的责任压在身为长子的邹东涛身上。他每个周未都要到几十里外的深山砍柴。一到假期，就得千方百计找活干，什么杂活、苦活、脏活都干遍了，尽管一天只能赚到1块钱左右。这种家境的变迁及其压力，使邹东涛从小形成了一种倔强、不怕苦、不认命的性格，并促使他开始思考一些社会问题：家乡娘娘庙街为什么会走向衰败？自己的家境为什么会变迁和衰落？这些早期的朦胧思考成为他后来走上社会科学研究之路，并深刻思考社会经济问题的原始起点。尽管家境日趋窘迫，但城镇商品粮户口使邹东涛兄弟姊妹一直都未辍学。早熟的他上学十分争气，从小学到高中，学习成绩始终居前，从来没有拉下过，而且总是很听老师的话。老师也特别喜欢他，总让他当班干部。小学从小组长、学习委员、班长，一直当到校少先队大队长；初中一直担任学习委员；高中担任班长。邹东涛也乐于作一些服务性工作，他觉得做班干部更有利于刺激学习的兴趣。初中毕业后，邹东涛以优异的成绩和新团员身份顺利升入汉阴中学高中，并被指定为班长。学校离家8里地，一天要往返两次回家吃饭，步行32里。这上学遥遥路途的跋涉，竟然使他受益匪浅，他说上中学的这8里之路，是他"背诵古诗文之路"，至今所熟记的那些古诗文、毛选、毛主席诗词，很多都是在这条路上背诵下来的。

    汉阴县文革前历年全县只有一个30-50人的高中毕业班，每年只有3-5人考上大学。在高一后半学期，正当邹东涛踌躇满志准备向大学进军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不仅是邹东涛，当时整个中国高中老三届学生都被"文革"无情打碎了上大学的梦。学校教导主任、他的政治课老师首先被"揪"了出来。邹东涛在人生之路上又一次陷入了迷茫。但从小喜欢读诗的他，进取之心并未泯灭，他从李白"天生我才必有用"和毛泽东"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等名句中汲取着前进的力量。当时全国政治运动的急剧升温，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此时的邹东涛对社会运动也热心日甚。他被指定与班团支部书记和校学生会主席共同组织"红卫兵"。1968年11月，邹东涛成为第一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他积极报名到离家70余里深山里一个极为贫穷的生产队，与知青"家庭成员"住在一个古寺残庙里。白天，与社员们一起干活，而且总是抢重活、脏活干。晚上则去访贫问苦，接受阶级斗争教育。下乡一周年，适逢他20周岁，曾感怀地写下了《二十书怀》。其中一段为：生在秦巴间，长成二十春，我与国同龄，国长我年增。年冠人未冠，何颜对乡亲？天即生我才，总须报国门。

    1970年，邹东涛作为"老三届"知青，为响应毛主席"三线建设要抓紧"的伟大号召，又报名参加了襄（樊）渝（重庆）铁路的配套工作--修筑公路大会战，被任命为民兵连团支部书记和民兵营文书。然后，又转战阳（平关）安（安康）铁路建设。

    1971年，县财政局一位干部来到铁路建设连队选拔人才，邹东涛被选拔到县财政局当了干部，干起了具体的经济工作--公房管理、工商税务等。但当时他怎么也没想到，十多年后竟学起了经济理论，搞起了经济学研究。

    社会潮流和所谓命运也许会一时捉弄人，但对理想有着执着追求的人，绝不会轻易放过命运女神哪怕是稍纵即逝的垂青。邹东涛曾感慨说，他"弱冠"之后两进西北大学，并与西北大学结下不解之缘，是自己人生的重大转折点。

    1973年，国家实行教育改革，打破了1972年完全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作法，实行"推荐考试相结合"选拔"工农兵学员"。邹东涛上大学的愿望经过"上山下乡"的磨练反而变得愈加强烈，他向单位交上字字恳切的申请书，顺利通过了推荐关；又找齐了初、高中各种课本，突击性串读复习两周半。结果，凭着扎实过硬的功底，他在考场上一炮打响，成了县上当年的应试"状元"。

    邹东涛本来是爱好文科的，但西北大学当年分到汉阴的专业没有文科，只有物理系和生物系。二者相比，他选择了物理系，总算圆了他少时的大学梦。他游华山后填了一首《沁园春》以言心志：

    巍巍华山，拔地腾空，气吞关中。望巍巍五峰，傲立苍穹；一条石径，跃上葱茏。极顶博日，满目峥嵘。自古人道西岳险，多壮观，八百里秦川，更著娇容。我今登华山，随巅峦起伏心潮涌。昔沉香救母，悬崖遗缝；当代勇士，智夺北峰。千幢仰至，景行行止，江山多娇人多情。如斯呼！我今辈儿男，壮气正雄。

    虽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文化大革命"使大学的正规教育受到严重影响，但做过"知青"的邹东涛却自我把握得很好。他无比珍惜来之不易的上大学机会，在学习物理学各专业课程及参加社会、政治活动之余，总爱泡图书馆"博览""泛读"文、史、哲、名人传记、诗词、写作等，这不仅大大厚实了他的文科基础，对他后来自修经济学也不无脾益。

    大学毕业后，邹东涛被分配到安康五七干校作理论教员。当时五七干校代行党校的职责，是培养县处干部的地方。这种大学生毕业分配即改行的组织安排，对邹东涛后来自修经济学，走上经济研究之路起了关键作用。

    随后几年，是我国社会经济生活发生深刻变化和转轨的年代。此时，一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消息拨动了邹东涛二进西北大学深造的心弦：西北大学中文系一年级女生朱玲自学《资本论》和经济学，经何炼成教授推荐，被武汉大学破格招收为研究生。邹东涛决定向朱玲学习，自学经济学考研究生。

    1981年，邹东涛第一次报考西北大学何炼成教授研究生，因成绩居第三而落榜。1983年当他再次报考西北大学，不久就收到何炼成教授的亲笔来信，被告知在60多位考生中，他总成绩居第一，肯定能被录取。邹东涛二进西北大学时，专业方向是《资本论》。按导师规定，读《资本论》要每卷写一篇作业。他却总是认真地把作业当作学术论文来写，写下了《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与社会主义剩余产品问题的论争》、《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马克思资本的具体形式理论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等。探索游弋在经济学殿堂，邹东涛发现这座殿堂是那样的宏大深邃。马克思的宏篇巨著《资本论》只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从"经济学说史"开始，然后主攻《资本论》，接着向"当代西方经济学"开战。学习-消化-产出，仅在西北大学期间，邹东涛就发表了上百篇论文。他陆续出版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经济竞争论》等著作。《宏观经济学》还获得了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中青奖。第二次进西北大学之后，邹东涛扎扎实实苦学苦钻了3年经济学理论，毕业后又留校工作了7年。整整10年时间，他从一个改行易流的研究生，一步一步地成长为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他在西北大学这块土地上进行经济学知识的原始积累，立下了经济理论的奠基石，并一砖一瓦地在这块奠基石上筑屋建厦。

    1993年，邹东涛经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同意，进入北大经济学院作访问学者，参与厉以宁教授主持的美国福特基金会关于中国跨国公司发展的课题研究。经厉教授特许，参与了北大工商管理学院（现光华管理学院）的筹备工作，并作为"准成员"，安排了给北大学生的授课课程。邹东涛从此有机会与北大老中青教授同仁接触，感同身受北大的治学风格；应邀参加"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筹办论证会议，结识林毅夫等不少海外归来学者；经常从"三角地"了解五花八门的信息，感受当代青年学生的思想和情趣；经常自由选择参与这样或那样的学术报告。他还特别喜欢晚饭后骑着自行车绕未名湖兜风，让自己的思绪在未名湖上飞扬。1993年8月28日，国家体改委经上级有关部门的批准，在《经济日报》报眼上刊登了向全国招考研究所所长的公告。这是中央国家机关首次公开招考局级干部。邹东涛报名进京赶考时已是"末班车"--第68名。经历4个月"过五关"似的资格审查、考试、答辩、政审等，当年底邹东涛被选任国家体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由体改委主管副主任兼任），成为中央国家机关第一次人事制度改革选聘的首位学者长官。他出版的《十字路口上的中国》、《转轨的中国》等专著备受关注，他发表的《制度更是第一生产力》等数百篇论文在国内外产生强列反响，他提出的"解放思想，黄金万两；观念更新，万两黄金"，成为新时期影响广泛的流行语。作为一位从汉阴走进北京的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经济学博导，邹东涛深深眷恋养育他的家乡。中央电视台1频道在1996年5月播出的六集电视片《大西北》中，邹东涛有一段感人至深的独白："我是土生土长的西部人，作为大西北的儿子，黄土地的儿子，故乡情、赤子心使我从感情上十分关注西部地区的发展。"他曾在20世纪70年代步行考察了汉阴当时41个"公社"中的36个，又凭两条腿考察了安康地区10个县中的7个。进京以后，又从西海固贫困山村到贵州的喀斯特山区，从新疆的戈壁滩到内蒙呼伦贝尔草原，再到青藏高原调研，他跑遍了西部的12个省区。他以一个正直睿智的经济学家的良知，一反其他学者的研究方向定势，用环视全球的大视野研究西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课题--从《陕南秦巴山区从"鸡翼"向"鹰翼"的转变途径》到《西安，如何重振汉唐雄风》的热载，从《中国西部大开发全书》到《什么粘住了西部腾飞的翅膀--邹东涛西部开发文集》的流行……邹东涛为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构建和谐发展的社会，提供超前的预警性研究成果，竭尽一个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作为一位生长于西部厚重黄土地的经济学家，作为一位关注民生、关注平民、关注贫困地区的经济学家，邹东涛无愧养育他的家乡月河水，无愧铸造他魂魄的黄土地。他，是一只从秦巴山间起飞的雄鹰，正扶摇直上翱翔于九州苍穹。（王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