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月，蔡元培接任北京大学校长。在与文科预科教授沈尹默的一次谈话中，沈尹默建议蔡元培向政府提出办学的三点要求，即："第一，北大经费要有保障；第二，北大的章程上规定教师组织评议会，而教育部始终不许成立。中国有句古话：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与其集大权于一身，不如把大权交给教授，教授治校，这样，将来即使您走了，学校也不会乱。因此我主张您力争根据章程，成立评议会；第三，规定每隔一定年限，派教员和学生到外国留学。"这段回忆，虽是沈尹默1966年所写，但时隔半个世纪，对于评议会仍旧做了较为详细的描述。这是沈尹默十分重视的一点，也是其体会最为深刻的一点。新北大的诞生，从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开始。在蔡元培"兼容并包"办学思想的感召下，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相继聚集北大，形成了新思想活动的场所，从而培植了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土壤。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一批新进北大的先进知识分子相比，沈尹默则属于北大的元老级人物。从1913年到1932年，沈尹默在北京生活了近二十年。这时的沈尹默，从31岁到50岁，正走过人生最宝贵的时间段。而其中的16年，竟是在北京大学度过的。

    沈尹默于1913年初进入北大，见证了几代校长经营北大的艰辛。从严复到胡仁源，都没有疏通好北大与教育部的关系，而矛盾焦点又往往集中在校长身上。一个人的去留，足以影响学校的办学秩序。沈尹默从历史经验中思考北大未来的发展，认识到"民主"对于办好北京大学所带来的实际意义。尽管他此时尚未进入学校领导层，但他对执教的北大文科预科有着很深的了解，对于北大建设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故蔡元培初入北大时，好友汤尔和就告诉他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两天后，蔡元培便到译学馆拜访了沈尹默，两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在后来的一次长谈中，沈尹默向蔡元培提出的三点建议，都是根据他在北大几年的亲身体会发出的肺腑之言，这让蔡元培深受感动。沈尹默的建议，"以成立评议会为最重要"，其中，他提醒蔡元培，北大章程中明确规定教师可以组织评议会，而教育部却始终予以反对。这是矛盾的症结所在。因此，作为校长，不能集大权于一身，要推行民主办学，教授治校。这是解决矛盾的根本办法。"教授治校"的建议，与蔡元培的民主办学思想几乎不谋而合。于是"蔡先生深以为然，完全采纳，向当局提出，果然达到了目的"。1917年初，蔡元培刚刚继任北大校长，便着手重新组织北大评议会，使之成为全校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是年，蔡元培对北大学制进行了改革，由评议会决议后予以实施。这一改革包括扩充文理两科、调整法科、商科和工科归并、预科改革等几方面，由此，直接影响了评议会人员的组成结构。同年11月，通过正式程序改选的北大评议会组成，成员共19人，分别是：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陈独秀，理科学长夏元瑮，法科学长王建祖，工科学长温宗禹；教授代表有：文本科胡适、章士钊，文预科沈尹默、周思敬，理本科秦汾、俞同奎，理预科张大椿、胡濬济，法本科陶履恭、黄振声，法预科朱锡龄、韩述祖，工本科孙瑞林、陈世璋。沈尹默第一次进入评议会，成为北大最高立法机构的重要成员之一。在1917年和1918年当选的评议会中，校长和各科学长为当然评议员，教授代表，按照文、理、法、工各科的本、预科分别推举两人。1919年后改为每五名教授得选评议员一人。所以，一年一次的评议员选举，实际是教授代表的选举。评议会主要由教授组成，实际是一个教授会。评议会作为全校最高权力机关，较好地体现了教授治校的民主精神。在以后的几年中，评议会依照惯例，在每年暑假后举行改选。根据《北京大学日刊》和北京大学档案等现存材料可以看到，除了1917年外，沈尹默至少还分别于1918年、1919年、1923年、1924年、1925年、1926年五次当选为评议员。值得一提的是，1923年"三沈"兄弟--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同时进入评议会。1920年和1921年沈尹默因赴日本进修未参加评议会选举。当时北大教授的总数每年约有80人上下，根据每五名教授选举一名评议员的原则，每年选举的评议员名额都在15人左右。沈尹默当选时的票数适中，并不像胡适等人那样，有绝对高的得票率。但他却能够连续几年担任评议员，保持平稳的信任度，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直接参与了北大各项政策的制定，推动着民主思想在北京大学的不断发展。周作人称赞沈尹默"更沉着有思虑，因此虽凡事退后，实在却很起带头作用。朋友们送他一个徽号叫'鬼谷子'，他也便欣然承受"。 罗家伦曾评论沈尹默说："他是很深沉而喜治红老之学(《红楼梦》与《道德经》)的人，手持一把羽扇，大有谋士的态度。北京大学许多纵横捭阖的事体，都是他经手的。"评议会在制定和审核学校的各种章程、条令，决定学科的废立，审核教师的学衔和学生成绩，提出学校的预决算费用等方面，都拥有很大的权力，起到了集体领导的作用；同时，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北京大学的蓬勃发展，新派力量所承受的外来压力越来越大。由于沈尹默、胡适等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在评议会中占有相当大的数量，因此，在与反对派势力的对抗中，北大评议会在政治上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辞职离校，学校政务暂由工科学长温宗禹代理。5月13日晚，北大评议会与教授主任会召开联席会议，经与会者一致赞成，由评议会选出法科学长王建祖、理预科教授张大椿、文本科教授胡适，教授会选出法本科教授黄振声、理本科教授俞同奎、文预科教授沈尹默，共同组织委员会，襄同温宗禹代行校务。两会同人一致认为："蔡校长此时虽不在校，而蔡校长之精神犹在。蔡校长年来所苦心创建之种种组织犹在，若此时遽行瓦解，不特蔡校长数年心血弃于一旦，而去吾人希望蔡校长返校就职之目的更远矣。是以两会同人希望本校教职员及学生诸君竭力维持大学，务期校中秩序不乱，外间奸人无隙可乘，一方面与京内外各学校一致努力进行，务求达到目的而后已"。在北京大学面临危难的时候，以沈尹默等人为代表的评议会中坚力量，坚决贯彻蔡元培的办学方针，积极维护了学校的稳定。沈尹默经历了早期北大的几次变革，体验到北京大学从中国传统模式向西方现代模式转化的全过程，也亲眼目睹了这一转变过程中新旧势力的勾心斗角。因此，当具有民主思想的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沈尹默适时地提出在北大建立评议会的建议，率先拨动了北大体制改革的琴弦，从而推动了北大民主办学、教授治校的进程。故蔡元培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中提到："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周岂明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正是有了沈尹默等人先期的革新思想，培植了北大民主的土壤，才使得蔡元培"兼容并包"办学方针在北大顺利实施，更多的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被聘到北大任教，北京大学很快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陈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