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识沈兼士先生，在1924年12月。其时先生为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兼研究所国学门主任。当时我在北大听史学系国文系课程，因之受教不少著名学者，如，马裕藻、马衡、朱希祖、陈垣等先生。得沈兼士先生训诲更多。

    1924年11月5日，溥仪迁出皇宫后，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李煜瀛为委员长，陈垣为常务委员，兼士先生是委员之一，进行清点宫中文物。当时参与点查文物工作者，有政府各部所派的助理员，每部约二人，而主持组织其事均为北大教授和讲师、助教等等，我亦追随进宫协助作些零星的事。

    1925年10月10日，成立故宫博物院，点查工作赓续进行。当日博物院人员结构和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似是学术性群众团体，其时政府并不支持。虽然溥仪出宫，成立博物院是经黄郛摄政内阁命令组织起来的，由于博物院成立不久，黄郛即去职。政府为北洋军阀所操纵，北洋军阀政府大官和掌握兵权者，大都属于清室遗老之流，对溥仪出宫和成立博物院是不满的。他们不仅不予支持，还接受溥仪及众多遗老嘱托，时谋让溥仪再住进皇宫。事虽未成，博物院事业终归不能顺利发展。幸有著名学者教授、社会开明士绅之维护，博物院组织得以不坠，其中出力大、担风险、不畏强暴者，则陈援庵、沈兼士二先生。

    兼士先生在故宫博物院任文献馆长，主管清代历史文物及浩如烟海的历史档案的整理工作是在故宫博物院未成立之前的一九二一年。当时北洋军阀政府财政奇窘，政府各部院衙门均自筹款维持。当时教育部所属的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存有辛亥革命前因修内阁大库移出的库存档案。民国成立后归教育部管理，认为这批历史档案，不过是些断烂朝报，无用之物。便于一九二一年分装八千麻袋。(一说九千麻袋)，售与纸商制做还魂纸浆用。事为考古学家罗振玉得知，用重金由纸商手收购归己。其后又转售与藏书家李盛锋，展转数年最后由中央研究院购藏。那一大批档案售出后，尚残余六十二箱，一千五百零六袋，兼士先生得知，乃请蔡元培校长致函教育部，使移交北京大学，作为一代史料进行整理研究。经教育部同意，兼士先生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委员会。组织史学系国文系教授、学生进行科学的整理，并编印多种史料书刊，其成绩俱在北大国学季刊中。兼士先生提倡此事，使重要历史档案由商品成为研究清代历史的宝贵材料，其识见远远超出当时政府掌管教育文化的衮衮诸公，其功伟矣1以前出售之八千袋，后归中央研究院购藏进行研究，实为盛举，随之北京著名学术团体禹贡学会亦从社会上收购许多，自从兼士先生提倡研究档案的重要性始，引起学术界对此的珍视与保存。约在1930年左右，明清史学者孟森教授来北京大学任教，原北大所藏之内阁大库档案，分置北大三院及红楼后松公府后群楼。这批档案乃由孟森教授负责指导整理、兼士先生推荐我给孟先生助理其事。沈先生虽已不直接主持，但常来松公府与孟先生交换意见。曾与故宫博物院合编清代黄册联合目录，并请蔡元培先生撰写序文，课间每至馆中亲自教诲如何整理编目，如何选择重要史料刊行，视同人若孩童子弟、诲教不倦。馆中所编珍贵系统史料，概由先生审定，并亲写序文。至于丛编史料之类，我等所写案语前言必经先生批改手定而行。多年来，所编辑史料丛编之类案语经先生改正讹舛之后，必亲告以如何识字；如何用字，谆谆教海青年之真挚感情，使人铭感终身，迄今忆及往日情景，先生音容宛在于怀，惜先生已归道山五十余年矣。兹捡先生撰写序文两篇(附图一)，为余改正案语两通(附图二)附于文末。另有先生为陈垣先生所撰六十寿序，是一篇极少见到的先生之骈体文字，文章词藻清新、而充满学术内涵，非一般堆砌典故之作、使人诵读不倦(附图三)。解放后，政府重视档案工作，成立国家档案局，各省市亦设局管理，事业企业机关里均有档案处、或室，大学有档案系，档案已成为一个独立学科。旧日历史档案有第一第二历史档案馆，兼士先生在七十年前之卓见实应载入史册。

    先生亦热爱祖国考古事业。在我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外国人来我国自由在各地考古，任意攫取我国历史文物，近代史中若英人史坦因，俄人刚和泰法人伯希和等等。人皆记忆犹新。1927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将在新疆、甘肃地区进行考察，已经外交部批准同意。兼士先生得知，乃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名义，召集北京各学术团体讨论此事。斯文赫定考查队，原文为Sven Hedin Contral Asia Expedition译成汉文是斯文赫定中亚探险队或远征队。在讨论会上大家认为中国人不能接受探险远征之称。对于巴比伦、迦太基等现在已不存在之国家，或可一用。独立国家断未有能 颜忍受者。并致函外交部停发瑞典人斯文赫定等护照。又致函绥远、甘肃、新疆各省。阻止调查进行。鉴于此种情形，斯文赫定乃致函沈兼士先生："沈兼土先生大鉴；敬启者，读报得悉本月五号，北京各学术团体开会，反对敝人新疆之行。敝人深知开会诸君反对之主旨在疑敝人欲将中国历史资料与艺术遗物尽量携取。兹特奉告：敝人匪惟绝无携取此等器物之意，且对开会诸君所宣示者极表赞同。盖敝人曾向中国政府自动提出：以此行所获历史文物全数留存中国，足以证明之也。敝人并于此声明愿与任何学术机关或团体共同蹉商，处置此项资料办法，兹劳先生将此函达于上次开会诸君之前，如诸君有需询之处，敝人极愿亲为答复。此外并盼诸君择一考古或历史方面素有经验之人与敝人同行。将来此君一切费用当由敝人负担也。专此顺请教安。斯文赫定谨启。三月九日"。次日斯文赫定又亲到北京大学访兼士先生，由兼士先生，徐炳昶先生与马衡先生接见。兼士先生将中国各学术团体所定之六项原则答之。原则大体是联合组织调查，采集文物在中国保存。不得侵犯中国主权。采集材料要合科学进行。如有损坏要惩办等等，经磋商决定：中瑞两方联合组织考查。中国方面十人，瑞典十七人。中国团长徐炳昶、团员袁复礼、黄文弼等十人。瑞典团长斯文赫定，团员奥古斯丁拉逊法朗等十七人，包括医生等人员。详情俱见《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西北科学考查团报告》。

    当日参与考查的地质学家袁复礼教授，在1987年5月21日逝世，享年九十四岁。同年《人民日报》5月31日，记者徐恒、王忱二同志写了一篇纪念西北科学考查团六十年纪念文章，标题是：《他们的功绩与精神永存》，这个赞语是完全正确的。我联想到沈兼士先生虽然未到西北实地考查，但首先倡议组织各学术团体讨论这件事，维护国家主权之功是永远值得纪念的。（单士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