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沈尹默，人们已经谈论得很多了。

    然而这里所要讨论的，不是沈尹默的书艺成就及其美学特征，也不是他的书学思想和教育主张，而是要从这些近年来持论不一甚至截然相反的争议中，提出一个更深一层的认识：沈尹默意义。

    沈尹默意义，也即是由沈尹默在中国现代书法史上的贡献和作用所产生的。这固然同他的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分不开，却又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这不是喜不喜欢他的作品，同不同意他的观点的问题，而是一个客观存在，不管今天人们站在什么角度评价沈尹默，也不管他的书法作品和书学思想中实际存在着多少不足之处，都无损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他是本世纪以来中国书坛上最为举足轻重的人物。

    大家知道，沈氏的主要艺术活动，是在"五四"前后到六十年代中叶约半个世纪左右的一段时间内。在中国书法史上，这是一个相当黯淡的时期。汉唐时代的光辉业绩已经黯然隐去，而现代书学热潮的洪波巨浪尚远未掀起。在这样一个沉闷的年代里，在一块已布满前人足迹的土地上，沈尹默开始了他的耕耘和探索。

    今天，我们从作为一名书家的基本要求看沈尹默，他所走过的临池学书、集古成家之路，似乎并不比历史上哪怕是普通的书人更为突出；他的作品如果同汉唐书史高峰上那些绝迹天机的巨子们相比，也不免使人有黯然失色之感。但如果我们透过这些表面现象，认真地检视一下那些由沈尹默通过亲身实践而为书法发展所设立的路标和界牌，并联系此前此后尤其是近十年来的书坛动向，便会发现蕴含于其中的深刻意义。

    在中国现代书法史上，沈尹默是第一个对传统书学方法主要是笔法进行认真的清理总结工作的人。一部《沈尹默论书丛稿》，便是沈氏的书学方法体会和他对前人书学经验的总结和阐释。在书学兴盛的今天，这项工作似乎人尽可为，但在沈尹默时代，却具有拓荒意义。它是形成今天全国书学燎原之势的一颗火种，它是通向现代书学理论大厦的一段引桥。也许这项工作并不完整，也许这其中的所有内涵也未必完全精确，因而它至今还受到来自各方面的诘难，然而这一切，却无法掩蔽其具有的珍贵价值。

    这是一项书学基础理论的建设性工作。在中国古代，笔法向被视为不传之秘。《法书要录》中的《传授笔法人名》篇、卢携的《临池诀》、刘有定的《衍极》都记录了古代笔法一线单传的状况。这一类记录虽然过于玄虚，甚而有些纯属是大言欺世的无稽之谈，但作为一种对于封闭社会形态下文化艺术发展现象的揭示，仍然不乏其认识作用。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一方面，笔法及其实质被不断地抹上一层层的神秘色彩，被视为是人为不可及的神遇，从而成为少数贵族的垄断品；另一方面，那些散见于历代的大量有关论述，尽管其中不乏精义，却由于未经梳理，被人为地搞得歧义横生，甚至自相矛盾。沈尹默深切地感受到过这种无绪状态对于书法艺术进展的阻碍，他在青年时代起，便在一条四顾茫然的书学路途上开始了他那无依的摸索，他曾不止一次地感叹过他所走过的弯路和碰到的曲折，他希望这种局面不要再见于未来的青年。正是出于这样的基因，在沈尹默的书学思想中，关于书写方法方面的论述，占了极大的比重。他挟数十年临池功力，根据自己出入碑帖的经验，在广采前人论见的基础上，经过了反复比照、分析、选取，小心翼翼地在布满鹿砦的崎岖山道中铺设了一条可供后人立足的书学途径，只就这份衣被天下的拳拳之心，便是他以前任何一代书人所无法攀比的。沈尹默把其对书法艺术研治的目光重点集中在笔法方而，固然是他甘苦所在，学有心得，但是对于中国书学的进展却产生了连他自己也意想不到的深远历史意义。这是历史机遇与时代需要的作用，但是只有沈尹默，或者具备像沈尹默这样身兼多种主客观优势的人，才能适应这种机遇和需要的选择。在中国现代书法史上，沈尹默是最有资格作这项工作的人，没有人像他那样对碑和帖作过如此深入的研习。为了说明纠缠于其间的一些问题，我们必须对清代碑学兴盛以来的有关问题作一个简略的剖析。

    碑学，康有为又称作今学，是针对帕学之弊而兴起于道光以来的书学。它产生于清代科举制度积弊丛生的时代，正如《广艺舟双揖》所云："物极必反，天理固然……盖事势推迁，不能自己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从书法艺术发展的角度看，碑学的兴盛对于突破"馆阁体"的束缚，开拓人们的视野，活跃艺术空气，都产等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关于这一点，近现代以来的书论家们已经不止一次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但是矫枉过正，在碑学倡导者们的意识里，在碑学风气所及的范围内，同样潜藏着一种新的偏面倾向和弊端，它将从另一方面对书法艺术的发展产生不良的影响。面对于这一点，不仅在沈尹默时代，而且直至今天，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人们依然缺乏对它的应有正视。当代书界巨子沙孟海先生在这一系列问题上是独具慧眼的。他在深刻分析了碑学兴盛的原因及其历史功绩后，指出了碑学发展中掩盖在新型旗号下的两个偏面倾向；1、"凡碑皆好；2、无视帖学的优秀传统与成就。由这两种倾向引起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学者往往拘泥于形而黯昧于意，从而带来笔法上的困惑和破坏，沈尹默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虽然还没有来得及对此作出全面系统的论述，但是在他那些片言只语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已敏锐地捕捉住问题的实质的智慧火光，而且他还通过他的实践，对于纠正这种偏向付出了不懈努力。

    按沈尹默《学书丛话》自述，他在中青年时期曾对北碑下过大力，这对于洗刷他作品中过去沾染的俗媚习气产生过不小作用，然而沈尹默在书法艺术上的长足进展特别是他对书学的高度把握能力，却是在他重新回到帖学并对帖学的优秀传统进行了深入研习后取得的。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现象：从宋元以来的帖学世界，到嘉道以降的"碑学乘帖学之微，入缵大统"局面，再到沈尹默的向帖学回师，从而振帖学于式微之中，中国的书学道路，围绕着帖和碑，转了一个大圈；从乡曲之儒的自秘帖学，到青壮年时期自觉的浸淫北碑，又到澈悟之际从帖学中获得书学真谛，沈尹默的书学道路，围绕着帖和碑，转了一个小圈。这种看似寻常的潮流趋向反复中，蕴藏着书法史上的无限玄机。它绝不是简单的回归，不是从原地再回到原地，而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它标志着书学领域中的一次重大突破。由于沈尹默的艺术活动正好与这次上升和突破同步，所以他能够准确地认识其必要性并把握住这一必然趋势；更由于时代和历史的作成，沈尹默个人书法探索的小圈拨动了书坛动向这一大圈的机关。正是在这主客观两方面因素的密切结合之下，沈尹默才获得了中国现代书法史上第一重镇这一不可替代的位置。在这里，一个至为关键的环结，便是沈尹默对于笔法的探讨所获得的索解。这一由渐悟而入顿悟过程的消息所在，是与他得到了米芾七帖真迹照片和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以及日本所藏王羲之《丧乱》、《孔侍中》等帖榻本的照片，观看了大量唐宋以来法书手迹，并对之进行了深入研习联系在一起的。当他对米芾"惜无索靖真迹，观其下笔处"一语经过反复揣摩，豁然感悟之后，长期以来纠结于笔法方面的一连串问题终于被他理出了一 个头绪。此后，他的书学认识和实践便由此产生了巨大飞跃。这个使他终身受益无穷的体会，伴着他书学的深入展示出日益丰富的内涵，他关于笔法乃至整个书学方法的体系，便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在沈尹默的书学思想里，这个过程以及这个过程所含有的启示，一直被他视为是进入书学殿堂的不二法门，他曾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立进行过反复的阐释。然而沈尹默不曾想到，他将自己竭毕生心血对笔法所作出的总结这一度世金针传给后人后，却给自己带来了一连串非议。一个时期以来，围绕着沈尹默回师帖学问题，书学界不少人都将其性质视为是书法史上的一次"复古"和"倒退"，从而提出了各种批评。我以为，沈尹默的书学，作为书法史上特定时期的产物，不可能没有不足之处和他那个时代的局限性。任何批评，只要是有利于繁荣书法艺术事业、丰富书法的表现手段的，都应当倡导。但对于批评者而言，应当力求方法的正确，态度的严肃，立场的公正与客观。这，是衡量批评是否科学的标准。当然，科学并不能保证不出现差错；但是，科学绝对反对那种主观的、先入为主的差错。用哲学的、政治的进步与倒退观点来照套艺术特别是书法艺术方面现象的作法，无助于对艺术史的解释，这已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被人们意识到的问题。中国的书法艺术，是以优秀的历史范本作为师法对象的。就这一点而言，不存在进步和倒退的问题，也无所谓"今学"和"古学"。碑学与帖学及其发展过程中，都有精华和糟粕的成份，不同的个人在具体吸收时也有不同效果，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方面的力量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作用。对于此，都应持一个科学的态度。从时间上看，碑学作为嘉道以来新兴的一派书学，比诸帖学，固然新一点；但如果从各自范围看，碑学所包含的内容，又远比帖学古老得多。要是说"复古"、"倒退"，那末碑学的倡导者岂非比沈尹默复得更古，退得更远。当代书法发展的轨迹表明，以赶浪潮、搞运动等简单化的方式对待书法艺术，很快就走向了人们主观愿望的反面。任何个人，希图靠一下子的短期行为，来解决书法史上的某些分歧，实现对重大学术问题或个人艺术进程方面的突破，不仅无益于事，而且必然造成混乱与破坏。近年来书法界新思潮此起彼伏，忽而要彻底背弃传统，忽而又要向传统回归，这种匆匆来去的动向之中，含有着非常值得人们深思的内容。沈尹默应是深解书法艺术个中三昧的。他的回师帖学，既不是出于抱残守缺、嗜古不化的心态，也不是由于人为地封疆利域的狭隘偏见，而是为了准确把握书法艺术发展规律所必须经过的一步。当他将他对笔法的理解告诉人们的时候，人们便会从他的认识过程中获得无穷的启示。这是书法艺术最为本质的问题。把握住了它，便把握住了书法艺术的核心；只有从这个入口处才能完成书法艺术表现从必然向自由的过渡。

    我在《沈尹默与现代书法》一文中曾提出：以沈尹默在书法理论、书法教育和书法创作三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无论他处在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必然会在书法史上写下富有色彩的一笔。现在，我想进一步提出：沈尹默的意义，只有在今天，也就是当现代书法思潮对他进行激烈地冲击时才得到完整体现。在这里，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由于对书法史和书法的发展前途有一些属于艺术内部的不同看法之外，还有着艺术与非艺术的分野问题。沈尹默对书法艺术的研讨成果，不仅为从事书法艺术活动的人们指出了一条坦途，而且还对书法艺术作出了基本界定。他关于笔法的理解与认识，划出了书法与非书法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当现代思潮力图要将这条鸿沟漫平时，沈尹默理所当然地成了首当其冲的对象。有二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彻底破除传统的声浪最为强烈的时候，不分天南地北，几乎所有的激进论者都不约而同地找到了沈尹默。但是由于这股潮流所代表的非书法实质，所以尽管在一定范围内，引起了一些震动，却丝毫无助于对沈尹默有关问题的研究和讨论；相反，却使更多的人进一步发现了沈尹默书学所具有的份量、影响和价值。由于沈尹默的努力，他对中国书学的传播，结束了中国书法艺术私相传授的历史。在一个青黄不接的年代，为书学的复兴培植了一支队伍，避免了断层的出现。当扼杀文艺的时代过去，中国的书法艺术能够如此迅速的振兴起来，与这支队伍所发挥的作用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今天，这支队伍已成为中国书坛的中坚力量，他们一方面肩负着传递书坛薪火，推动书法艺术进一步发展的历史使命，在总结沈尹默以及沈尹默前后历代书人的得失中去完成他们未完成的工作；另一方面也肩负着为纯洁书法艺术、抵制各种非书法艺术思潮介入的时代重任，建立起一整套书法艺术的理论体系，使这门艺术在健康的发展得到进一步弘扬光大。我想，。这便是沈尹默先生的意义以及由这个意义所产生的深远的历史性影响。（戴小京）录自《书法研究》1990年第四期